1952年秋，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不顾家境困难，报名北大地质研究所（即地质系）研究生，师从王嘉荫教授。院系调整后，我随之进入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岩石教研室。今将自己学习、工作点滴记忆如下：
岩石教研室诞生了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院系调整决定，北方几个院校的地质系，合并成立一个独立的学院，按照苏联模式，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为样板，建立北京地质学院，主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而成。
学院随即成立矿产地质勘探系，下设岩石教研室，进入岩石教研室的教授有北京大学的王嘉荫、清华大学的池际尚，天津大学的苏良赫和地质研究所的杨杰，王老师是教研室主任。除了王老师，其他都有从国外留学回国的经历：池际尚留美，苏良赫留英，杨杰留法。此外还有从北京大学来的林墨荫、戴东林和我，清华大学来的何镜宇、孙桐逸、夏卫华，天津大学来的李万亨、彭一民。不过，我当时是研究生。
我们系里原有矿床学专业的卢作祥，是张炳熹先生的研究生。从外校过来的研究生有石油地质专业的陈发景、陈庸勋，张本仁、苏明迪则是矿物学专业。
当时学校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并未提上日程。王先生曾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想更多的学习，打好基础”。他告诉我：“建几层楼，打几层楼的基础”。 加上当时强调学习苏联，总想等苏联专家来后，再看怎么安排，所以除了一部分时间自学外，也参加带实习课等教学活动。
承担部分教学工作
岩石教研室教学任务很重，要负责全校各系的岩石学教学。教授、讲师负责讲课，实习就由助教负责。新校址尚未兴建，所有教学活动都在北大地质系的地质馆进行。我参加辅导1954级的《岩石学》，这是王嘉荫先生的课，林墨荫是主要辅导老师。显微镜很少，把系里所有显微镜都用上，包括老旧的黄筒显微镜，才勉强做到一人一台。上实习课时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帮学生调视距、找视域、找颗粒。特别是锥光系统，调起来相当费事。王先生讲课，不仅传授知识，在课上他经常提醒：“在锥光镜下观察干涉图时候，一定要先眼看着把镜头放低，再向上提镜头调节焦距，以免发生镜头压碎薄片的事故。”在实验课中，我们也是这样，既要帮助他们，还要时时提醒他们注意爱护仪器。
除了带实习课，我还协助李万亨老师配制浸油。在晶体光学实习的最后，总要安排2次4节课的油浸法透明矿物鉴定。折射率是鉴定透明矿物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需要鉴定的矿物，粉碎成碎屑，在偏光显微镜下，用更换浸油的方法，不断对比，测定出矿物的折射率，借以确定矿物的种属。为了进行实习，需要配制已知折射率的一套浸油。1954年学校已迁入新校址，我们岩石教研室就安排在教2楼3层。一次李万亨老师要配置浸油，就让我去参加。他用量筒配制出不同折射率的油，我用阿贝光率计帮他测出油液的折射率。用了一天的功夫，配齐教学需要的浸油。
除了一些教学任务，我的时间主要消磨在图书馆。楼里就有系图书馆，可以阅读新来的书刊，借阅书籍也蛮方便。因为教学需要，新版的英国狄瑞尔的《The principle of petrology》是我花最多时间精读的教科书。
高校兴起学俄语热
院系调整以后，高校兴起学俄语热。我在大学2-3年级就选修俄语，所以还有点基础。1952年秋，系里已经得到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部分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其中《普通地质学》《地貌学》的教学大纲，已经由袁复礼教授译成中文，我从马杏垣先生那里拿到他的译稿学习。马先生那时正忙着张罗院系调整的事务，不久，他骑车在地质馆见到我，就通知我说：“北京市委在清华办俄语速成班，你赶快去清华找何东昌同志，他会安排你学习。”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东华门乘清华校车，不到7点就到工字厅，找到何东昌同志，他是清华党委书记。他看我是学地质的，就安排我到水利系跟那里的老教授们一起突击学俄语，其中就有后来调到我校任测量教研室主任的周卡教授。教我们俄语的，是清华年轻教师。所谓速成，就是把俄语语法，总结成简单易记的规律，使大家阅读时易于抓住语法关系，从而领会俄语含义。来学习的老先生都有其他外语基础，发给我们的油印本讲义，也都是普通水利专业的文章，特别是有一些专业词汇，如压强、物质、弹性等与英语不同的俄语表达方式。通过一个月的突击，我阅读俄语专业书籍的能力的确有很大提高。
不久，我们学校也开办老教授俄语速成班。请高书平同志主讲，陈庸勋和我参加辅导。参加这次速成班的有20余人，多是各校老教授，年纪最大的要数潘钟祥教授，另外还有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周明镇和胡祖康。老先生们学习十分认真，都用小字条写上俄语单词，便于随身携带，增强记忆，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佩服。记得1952年底，年轻教师也都上过俄语短训班，由当时的地质指导委员会派年轻教员来教。经过培训，一般教师都能借助字典阅读俄语书刊。
那时教研室已拿到苏联高等学校教材，卢奇茨基的《岩石学》由夏卫华老师组织翻译成中文，我负责变质岩部分约10万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糜棱岩译成糜烂岩。初稿送给王嘉荫老师审阅，他把糜烂岩全改为糜棱岩。后来知道岩石的中文名称都是经过审定的，不可擅自改动。该书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署名为北京地质学院。
1953年春，考虑苏联专家很快会来，学校聘请了一位白俄的戈柯列夫，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俄语课，提高俄语口语水平。在地质馆3层的一个教室里上课，学习日常生活用语，以及各种俄语表达方式，历时一个多月。
1954年春新校址落成，我们都迁到学院路29号院新址工作。这时，从国内各院校选送了一批研究生陆续来校，进入岩石教研室的有刘宝珺、王东坡、郑伯让等人。1954年，勘探教研室来了拉尔琴科，是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勘探系系主任。除了指导矿床勘探教研室研究生外，我们岩石教研室 10名研究生也归他指导，总共指导了31名研究生。
拉尔琴科开了《矿床勘探》和《矿床工业类型》两门课，研究生上这两门课，要经过考试。研究生论文是一人一题。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31人分散到各地的著名矿区收集论文资料，1954-1955两年为收集论文资料阶段，1955-1956年就是编写论文，准备答辩。1956年5-6月份答辩完毕，专家回国。
我的论文是《山东历城桃科镍矿》，王嘉荫先生是我的中国导师，因为语言和专业的差异，论文过程中主要是受王老师指导，1955年底王老师奉调北京大学任新建的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夏他还亲自到野外检查指导，是他提醒我注意断层对矿床的控制。他走后，由池际尚先生指导，她检查了我的岩石薄片，在矿床围岩强烈蚀变的绿片岩中发现残余的褐色角闪石，这就为围岩原岩性质提供重要依据。
研究生毕业以后
1956年研究生答辩毕业以后，我留在岩石教研室任助教。那时教研室来了苏联专家列别金斯基，全国地质院校（系）都派教师前来学习。专家在校两年培养了6名研究生，他还研究了山西大同火山岩，我协助他收集相关国内文献资料，完成专著《大同火山群》，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秋天，我接受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给石油专业二年级学生上《晶体光学和岩浆岩》。岩石教研室对新教员要求极严，上课前要试讲，有苏良赫等有经验的老师来听，提改正意见，不仅对教学内容，就连讲课时的姿势也都一一指出。
就这样，我在教学中还是出了问题。因为学时有限，讲课必须严格按教学大纲。可是我在给学生讲折射率时，不但讲折射率，还介绍英美教科书里的光速面概念。这就超出讲课内容，而且讲的又快，结果学生没有听懂，反映到系里。为此，时任系副主任的池际尚先生会同系主任杨遵仪老师，专门找我约谈，说明讲课不是做科研报告，一定要按讲学大纲安排讲课内容。这入门第一次教训，给我印象深刻，从而也可看出当年系领导是何等重视日常教学的。
1958年春，中央发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跃进的号召，学校与各省地矿局订立合同，承包1：20万区域地质测量。池际尚教授与山东地矿局合作，承包山东西部泰安、新泰、临沂等8幅1：20万区域地质测量，为期4年。我因在桃科搞过镍矿，所以自动报名参加。担任小队长，负责泰安幅南半幅工作。领着8个同学按照苏联区测规范跑路线、金属量采样、填图。工作开始前，我正在野外现场教学生怎样做路线地质图，池先生和王哲民书记就来到现场，见我一人在那里讲解，临走池先生提醒我要注意发挥高年级同学的作用。那年秋，各地响应号召大炼钢铁，“为1070而战（就是全国钢铁年产要达到1070万吨）”，我们的野外工作时间也随之延长到年底，才收队回京。1958年至1961年4年期间，池先生不顾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仍坚持到山东大队工作直至提交验收，她对工作的负责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
1959年恰逢建国10周年，池先生组织教研室部分老师编写《岩浆岩岩石学》，作为建国10周年献礼。我参加编写超基性岩、基性岩、和岩浆岩岩石化学等章节，她在序言中指明岩石学发展方向，在岩石学界有深远影响。由此，岩石教研室逐渐建成岩石学国家重点学科。
从1952-1962年，这10年我在岩石教研室教学、科研的磨练，收获良多，逐渐成长为一个能胜任岩石学教学的教员。1962年因工作需要，我转到区地教研室，协助马杏垣教授从事前寒武纪变质岩研究工作。
2015年在40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2016年冬在书桌旁
作者简介：游振东，1928年9月生，1952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6年8月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长期从事变质岩、 变质地质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编辑肖潇 特约编辑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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