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死了。
接到母亲的电话时，我正站在宿舍楼下，九月的武汉依旧骄阳似火，阳光透过梧桐叶间的罅隙，刺痛了我的眼，我突然就想到，第一次见到他，好像就是在这样一个夏末。
我五岁那年，父母举家南下，在上海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建材店。为了方便货物的屯放，我们住在一个约摸一百多平米的小院子里。大胡子是我们家请的第一个工人。
我还隐约记得他刚来我家时的样子，他看起来比我父亲稍大些，正值中年，穿着一件泛黄的汗衫，留着干净的板寸头，皮肤很黑，赤脚站在水泥地板上。他看到我，咧开嘴笑了，牙齿有些泛黄，父亲也是，应当是吸烟的缘故。
大胡子是绍兴人，我见过他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李书墨”，这是个颇有书卷气的名字。然而，他大字不识，唤他李书墨时他只露出茫然的神色，然后便是憨傻的笑容，“还是叫我大胡子吧。”
我每次见他时，他总在不停地往车上搬着货物，湿冷的腊月，他也是赤着脚，还是穿着那件汗衫，额角落下大滴汗珠。
“妈妈，这么冷就别让他干活了嘛，他怎么冬天都不穿鞋子呢！”
母亲放下手中织着的毛衣，“伊是个港都（注：上海方言，形容一个人痴傻），给他钱让他买鞋子，就是不肯，又没有老婆孩子，攒那么多钱干嘛哟。”
我的的确确没有见过大胡子的任何一位亲人来看他，也不见他和别的工人亲近，听母亲说，他总觉得别人会骗他钱。他一日三餐都在我家解决，却格外守规矩，绝不上餐桌，只蹲在屯放水泥的小棚子里。夜里他也是睡在小棚子里，他说方便防盗。
他过得极其简单，除了工作和抽烟喝酒，其他的时间都席地而睡，盖着一条灰色的毯子，夜凉如水，我觉得他有点可怜。他却总是很高兴的样子，好像活着就让他感到高兴。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大一前暑假，彼时，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不需要自己开车联系工人送货，我家已搬离了那个常年囤积着大包水泥黄沙的院子。
一天晚饭前，母亲叫住我。
“木木，喏，把这个给大胡子送去。”是一份打包好的米饭和小菜。
“咦，大胡子叔叔还在给咱家干活嘛？我记得他年龄好大了。”
“就是嘛，我劝过他啦，他这么大的年龄做这个体力也吃不消了！这么多年赚的钱够他养老了，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肯退休，要这么多钱干嘛啦！”
按照母亲所说，大胡子住在我们搬家前的院子里，那里已经被挖土机碾得只剩下断壁残垣，如今空留废墟，听说是在为修建护国寺做准备。
我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下了，院子里漆黑一片，我只能打开手机手电筒，一点点地摸索大胡子所在的位置。
院子的东北角，过去大约是屯放水泥的位置，此时搭建起了一个用蓝铁片搭起的小棚子，棚子没有门，只有一块布遮挡住入口，透过手电筒隐隐能看出一双脚的轮廓。
“大胡子叔叔？你在吗？”
棚子发出被碰撞后窸窸窣窣的声响，帘布之后逐渐升起了暗黄。一双布满裂痕的手撩开帘子，他探出头。
还是记忆里的那张面庞，眼睛深深的凹陷，嘴唇干裂，两颊也凹陷下去，只是额上的沟壑比记忆力更多了，头发还是利落的寸头，只是发根都已银白。他老了。
“我在。”他浑浊的双眸转了下，然后认出了我，咧开嘴笑，露出常年吸烟而黑黄的牙齿。我突然就好像回到很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那时正值中年，头发还很浓密，眼眸里还泛着光芒。
“我妈妈让我给你送点饭来，你现在要吃吗？”
“谢谢老板娘，谢谢，吃的。”
“那你吃吧，我等你吃完再把碗拿回去。”
他从棚子中拿出一个小马扎递给我，接过我手中的饭盒，赤着脚坐在棚子里吃了起来。
“大胡子叔叔，您今年多少岁啦？”
“过了年就65啦！”
“啊，你早过了退休年龄啦，可以回家养老啦！”
“哪能呢？还得干哎！”
“您又不娶媳妇，也没有孩子，要这么多钱干嘛呢？”
“不知道，反正人活着就得赚钱。”
说着，他吃完了最后一口米，将饭盒递给我，笑眯眯地说，“谢谢，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啦，就两步路。”
他点点头，缩进棚子里，透过暗黄的台灯，我看到一卷破旧的棉被窝在地上，棚子里竟是连床也没有，而他也就席地而睡。
我突然就很心酸，“李书墨，晚安。”他茫然得看向我，显然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
我如今才了解到，“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应当是他名字的出处，他的父母应当是很有文化的人。
“大胡子叔叔，做个好梦。”我吸了下鼻子，站起身，朝他挥手，他愣了一下，然后又露出了我第一次见他时那样的表情，“再见！”
后来我们再没见过，听母亲说，他腰板不行了，身体也每况愈下，大家劝他去医院，他也不听。父亲怕出事，给了他很大一笔钱，让他回家休养，坚决不再用他，他才终于离开。
听母亲说，他离开我家后，并不愿意回家养老，而是到处打临工，还住在原来那个院子里。
听母亲说，今年冬天，他被发现冻死在棚子里，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凉了。他生前赚了将近50万，无亲无朋，最终悉数捐献社会。
听说这些时，我在武汉的梧桐树下，落下泪来。大胡子一生，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为工作劳累，地位卑微，清苦度日，生前无人嘘寒问暖，死后却为素昧平生的人长久铭记。他一生为劳动而生，不求回报，将终生积蓄给这个社会。
大胡子死了，他又永远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