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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殷鸿福:咬定青山不放松
时间:2012-04-09      来源: 地大之声     点击数:

  


说起殷鸿福,当今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界无人不晓。这样一个“大腕儿”,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这是记者在中国地质大学初次见到殷鸿福院士时的印象。他的穿着很“简约”:一件深灰色的棉布外套,一条普通的黑色西裤,一双不常见的黑面儿白底儿的“千层底儿”鞋子。记者从他的弟子谢树成那里了解到,这是殷老师的一贯作风。在地大,很多老师和学生亲切地称这位前任校长为“老爷子”。

一个“赌约” 一生情缘

殷鸿福的老家在浙江舟山,中学就读于当时堪称全国样板的育才中学。彼时,他被身边的同学称为“书呆子”。在全校三个班90多个同学中间,他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

1952年,即将毕业的殷鸿福却因一个“赌约”,与地质学结下了一生的情缘。“别看他们几个是团干部,最后还不是清华、交大电机机械?”面对班里同学言辞上的“挑衅”,殷鸿福与另外两个同学决定,报志愿的时候偏偏不选这两个学校。三个人全都守了约。他本人报了当时的冷门专业地质专业。

现在回想当年,殷鸿福说,其实那并不是赌气,而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一种以艰苦为荣的理想,他以高分报考地质专业的事曾登在那年的《中国青年报》上。

1956年,大学毕业后,他正好赶上国内教授首次招收“副博士”。那年,北京地质学院只招收三名研究生。殷鸿福跻身第一批国内导师招收的研究生队伍,成为我国资深地质学家杨遵仪院士的首位弟子。
 
然而,1957年,他入学刚一年,就赶上了反右运动;1958年,大炼钢铁又花费了半年时间;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学位制也被“反右倾”运动反掉了。“花了五年,还没有学位,只有一个学历。”回忆往昔,殷鸿福自嘲地说。

1969年,北京48所高校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1971年他们得以返校。
 
重回学校的殷鸿福给自己设了一条“笨”路子。从1972年返校,到1978年恢复招生的6年间,他放弃与家人团聚,守在学校搞研究。没有研究经费,他就用自己的工资作研究。由于中国地质图书馆的一些资料不外借,他就借了同学的照相机来拍照。冲洗完胶卷后,用学院的胶片放大机观看。久而久之,他成了一个省胶片的“高手”。

这几年,他的论文写了七八篇。当时所有地质学刊物全部撤销,文章没地方发表。直到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各种学术期刊相继复刊,他默默耕耘了数年的文章终于见诸各个刊物。

1980年,殷鸿福赴美进修,在两年学术访问期间,他完成了6篇SCI学术论文。最后,放弃美国公司的邀请,回到地大(武汉)。
 
“我这一辈子写文章写得最安静、学外语学得最快的还是那几年,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的财富。”提起往昔,他这样总结。

质疑权威 蜚声国际
 
在殷鸿福主持和参加过的几十个地质工作项目中,最让他自豪的有两项。其中,地球历史上二叠纪—三叠纪界线的“金钉子”——浙江长兴煤山就是其中之一。
 
地质学上用“金钉子”作为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的代名词,进行地质年代划分。
 
距今2.5亿年前的“金钉子”在地球历史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二叠纪、三叠纪的界线,也是中生代与古生代的界线。因此,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研究的焦点。
 
全球曾有13条剖面专门研究二叠纪、三叠纪的界线,这颗“金钉子”最后“花落我国”。这是让殷鸿福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得意的一件事。

为此,他曾与时任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加拿大地质学家Tozer当面交锋。

对于界定二叠纪—三叠纪界线的古生物标准,Tozer等西方地质学家选取了耳菊石。而殷鸿福的团队在华南10多个省做了37个剖面以后,却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耳菊石不如另一种微体化石—微小舟形牙形石,后者不仅在全世界广泛出现,而且时间定位更准。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二叠纪—三叠纪国际学术会议上,殷鸿福提出了这个新标准。然而,Tozer似乎不屑于跟这个中国副教授争,依然坚持既有标准,还很绅士地说:“谢谢你,时间把握得很好。”

但让Tozer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科学院院士Newell也支持这个新标准。最后会议变成了这两位科学家的辩论战场。
 
新旧标准的选择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年后,界线工作组的其他科学家纷纷转而支持新标准。

1993年,国际会议改选,殷鸿福被推选为工作组主席。1996年,“金钉子”海相选址基本定性,中、美、俄、德等九个委员联名推荐长兴煤山。2001年2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将浙江煤山树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
 
殷鸿福认为,归根结底,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要看科研实力。这颗“金钉子”打响了他在国际地层研究中的第一炮。同样也是中国地层学在国际上打的响亮一枪。

咬定青山 坚持到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孙中山曾如是说。

殷鸿福认为搞科学也是一样,大方向对了,沿着这个方向走就是,不见得很快就要见成效。
 
他的成功似乎同样得益于此。他坚持6年默默耕耘,等到了论文发表之日;他研究了20年,让“金钉子”定根煤山。不过,与另一个研究项目相比,这两个项目的时间还不算长。
 
1982年,殷鸿福回国后,看到大量地质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地质工作非常不景气,古生物学尤其如此。

在访美期间,国外古生物学已经在盛衰轮回中,开始反思学科建设的方向,中国学科也应该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刚刚回国的他便着手做这项工作。
 
像动植物学家钻进深山密林考察新的物种一样,古生物家也可以搬一个板凳在一个地方坐上一天,分辨化石里的物种。然而,这两个学科都不应忘记把生物与所处环境相关联,形成一种系统科学。

同时,殷鸿福认为,古生物学不能光盯着大型古生物,而忽略肉眼难以分辨的微生物。大规模的微生物活动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他主张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把生物和其所生存的环境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当时他把这称为生物地质学(Biogeology)。
 
2008年,生物地质学项目启动26年后,终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带领团队继续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

“只要觉得是对的,就应该不计时间长短,不计成本地去做,即便这一辈子看不到最终结果。这是搞科学应该坚守的信念。”殷鸿福说。
 
师生相长 享受教学

从1957年兼做助教至今,殷鸿福的教龄已有55年,单是门下的博士和硕士生就有60余人。
 
他创建的科研团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建设了生物地质和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他和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更是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科学需要传承。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追求长远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成就,还要看他带出来的是不是一支优秀的团队,能否把毕生所学发扬光大。”殷鸿福总结说。
 
此外,他认为,科学同样需要师生相长。这可以作为判断一个老师优秀与否的标准。

好的老师不一定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要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自己的条框中。如果学生成功了,老师也可以从中学到新的东西,从而师生相长。
 
同时,他认为在学生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好老师不会加以干预,而在自己曾经摔过跤的地方提示他,在他失败的时候支持他,在他受伤时保护他。
 
虽然对学生爱护有加,但如果学生犯错误,他决不会袒护。在研究中,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并不要求学生是天才,但是却要求他们必须勤奋。
 
殷鸿福青睐能举一反三、锲而不舍的学生。这些学生比较实在,不怕坐冷板凳。不过如果“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也不行,还得要有悟性。“我的教学是传承,学生不一定走我的研究方向,但是依然可以把学科发扬光大。”
 
现在,让他最骄傲的就是有一批好学生。现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谢树成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谢树成的三次毕业论文全都是殷鸿福指导的。谢树成这样说:“在研究上,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思路开阔,勇于开创新领域。团队开辟的新领域,甚至是他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方向,他都愿意让我去尝试。他鼓励我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探索,鼓励我出国学习深造、开阔眼界,与世界一流科学家合作。”

还有一件让谢树成特别感动的事。在他硕士论文完成以后,殷老师希望和他一起再去川西北当地看看。而当时谢树成正在另一处野外工作,通信不发达,20多天后他才收到消息。到目的地以后,殷老师已经离开去另一处野外了。后来,别的老师告诉他,当天县城里面下了很大的雨,殷院士撑着雨伞在县城里一个宾馆一个宾馆地找。这让他特别感动。

此外,在谢树成眼中,殷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特别朴素。“现在,他每天依然骑着一个很旧的自行车。”

尽管如此,他却把项目劳务费分给学生和其他老师,自己从来不拿。今年,在地大(武汉)校庆60周年之际,他捐助的奖学金共计39.5万元。这些奖学金分别来自原“金钉子项目”结题后结余的20万元项目款和他个人获“何梁何利奖”的20万元港币。
 
这并非他第一次捐款。2001年,学校大学生俱乐部改建,殷鸿福把“光谷提议奖”两万元的奖金全部捐出。他还多次捐助过困难学生和经费少的校内团体。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他对捐款的事却只字未提。
 
现在,76岁的殷鸿福依然乐此不疲地带着全校两个研究生和本科生班级的课程。教学于他而言,依然是一种享受。
 
人物介绍:
 
殷鸿福,生于1935年,浙江省舟山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1961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曾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地质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地矿部古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古生物学报》、“地质科学译丛”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古生物学》分册副主编等职。他曾担任国际地层委员会三叠纪分会副主席、国际二叠—三叠纪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国际地质对比规划359项主席;发表26册专著,240余篇论文;获得三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古生物学会首届尹赞勋奖、何梁何利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本报见习记者 冯丽妃)


 

网站编辑: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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