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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来了，有多少人知道该怎么做？震惊世界的印度洋大海啸余波未尽，他疾呼：我们的灾害预警系统必须加快建设
■他是地震地质学专家，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地震，他的一生因此被改变
■他建议设“长江日”、订《湿地法》。他说，我们应该用更和善的语言找回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火灾来了，他也不知道往哪跑
走进省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地震地质学专家李长安的书房，桌上摊着印度洋一带的卫星照片，电脑里正在准备一份“加快建设我省防灾预警系统”的提案，这是他打算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的。采访，就从这个话题开始。
“李教授，面对这次海啸，我们中国科学家可以做些什么？”
“海啸带来的教训很多，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紧建设防灾预警系统。”
“您认为在湖北、在武汉，最需要防范的是什么灾害？”
“一是火灾、二是洪水，还要普及地震知识。就说火灾吧，现在高层建筑很多，可是在这些建筑里，指导人们一旦发生火灾如何逃生的标记有没有？不说别人，我就不知道怎么跑才是科学的。再比如洪水，武汉是国家要确保的，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吧。一旦溃堤，人要往哪儿跑，有人教过这个吗？１９９８年大洪水后，‘长江防洪’成了我的研究课题，我到湖北一些地区看过，就连一些分蓄洪区，都缺乏必要的标识，这样一旦出事，非混乱不可。”
李长安侃侃而谈，看得出对这个话题准备已久：“再比如地震，历史上，麻城就发生过６级以上地震，你能说地震与武汉就绝缘了吗？在日本，小学生都知道地震来了就头顶书包钻到桌子下面，可是在这儿，有多少人知道地震来了该怎么做？武汉当然不会发生海啸，可是武汉人就永远不会到发生海啸的地方去吗？有些科普知识，看上去一辈子都用不着，但有没有这点知识，就是素质高低的差别。
这次海啸中，一个英国小孩发现海水突然猛退，海滩上一层鱼，她知道这是海啸前兆，于是大声呼叫，有些人因此得救；可是大多数游客没有这种知识，应该说死得很冤。”
两场地震和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李长安是河北人，经历了河北１０年内发生的两次大地震。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时，他正在邯郸念小学。“当时我病了，在院子里吃药，突然感觉到大地抖动起来，我吓坏了，就往外跑，跑到一处空地上，看到了我永生难忘的一幕：一排用鹅卵石盖起来的房子一起垮掉，一块鹅卵石骨碌碌地滚到了我的脚下。”
１０年后，唐山地震发生。“当时报纸上都不提死伤人数，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数字一定很大，因为报纸上天天都在宣传领养‘唐山孤儿’，我们那里也分去了好多孤儿。”回首往事，李长安叹息地说。
１９７８年李长安过了高考分数线，他和一位同学去找班主任商量填报志愿，那位班主任说了一句可敬的话：“现在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是癌症、二是地震。”李长安那位同学是杏林世家，于是选择了肿瘤专业，李长安说：“那我就去研究地震！”从此，中国多了一位地质学专家。
“２０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您当时的决定，您感觉如何？”
“我想这个决定没有错，地学、地质学仍然很有价值。”
他建议设“长江日”、订《湿地法》
从青少年时形成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贯穿了李长安的科研生涯。
１９９８年长江发洪水期间，他正在青藏高原考察，当时同行的一位院士说了一句话“地质大学就在长江边上，长江这么大的洪水，地大能不能有所作为呢？”李长安深受触动，开始研究“长江防洪”这一课题。他说：“以前这是水文、气象学家研究的领域，我这个地学专家参加进来后，发现洪灾也是有它的地质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研究长江防洪，必须有地学的参与。”
在研究过程中，他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长江上游实地考察途中，他劝一位砍树的老农：“老乡，您不能这么砍，下游会发洪水的呀！”老农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你别吓唬我了，砍几棵树咋就能发洪水咧？”
有感于长江沿岸居民环境意识淡薄，他曾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参照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日”，将每年１０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长江日”，在那一天开展种种长江环保活动。由关注长江开始，他又联系到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曾提出要立一部《湿地法》。
“这两个建议有下文吗？”记者问。
李长安说：“很多省都制定了湿地保护条例，保护长江的有关立法工作也已启动。”
“还是回到印度洋海啸问题吧，您觉得除了设立预警系统，人类还需要吸取什么教训？”
“首先，应该用和善的语言找回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如果登上了珠峰，不要说征服了珠峰，能不能说是拥抱了、亲吻了珠峰？第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是掌握好它的习性，这样才能实现和平共处；第三，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人与人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全世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大自然。”
注：李长安教授定于本周四上午１０时在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举办讲座《专家谈印度洋海啸》，欢迎读者参加。
（文／图 记者 李煦 通讯员 朱兵 人物新闻主持人／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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