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警惕浮躁的网红文化

□ 刘腾龙 陈圣军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网红文化”是指“网络红人”借助网络技术与网络平台向网络受众（粉丝）进行虚拟实践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各种产物，包括人物、物品、行为、地点、观念等，如：网红行为“打卡”、网红心理“躺平”等。

■ 网红文化具有多面性

网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正负效应并存。正向的网红文化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以“知识网红”为典型代表，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士投身自媒体，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为广大网民答疑解惑，满足了网民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网红经济是网红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主要通过“主播+广告/‘打赏’”和“直播+电商购物”的形式来进行盈利，对于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地方产业和扩大消费需求等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如：“新农人”直播带货农特产品。

由于部分网红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较低和“网红”日益被资本所绑架，在“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的逻辑支配下，为了博人眼球、赚取流量，网红文化的异化现象日益凸显，如：“网络炫富”“网络行丑”等。负向的网红文化具有消极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影响上，尤其是对正值价值观养成期的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 警惕浮躁的网红文化

具体来说，浮躁的网红文化容易对青少年的成功观、职业观、消费观、审美观和文化认同观造成误导。

一是形成“功利化”“狭隘化”的成功观。“炫文化”是网红文化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容易让青少年产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将“成功”与“走红”等同化，幻想能够“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也容易将成功狭隘化。在“炫文化”的影响下，不少青少年将成功等同于车子、房子和票子，把“名利”视为人生终极目标。而忽视了正确的成功观应该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勇担社会道义和社会责任是成功的应有之义。

二是形成“庸俗化”“去中心化”的职业观。在不少网红“一夜暴富”经历的诱导下，部分年轻人热衷将低门槛和高收益的网红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偏颇的职业观易导致青少年价值观的功利化、庸俗化和“去知识化”，也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应该积极投身基层、西部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不同的领域和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人生理想。

三是形成冲动、盲目的消费观。网红文化日益被资本所绑架，逐利天性使得诱导消费成为常态。一些青少年消费行为呈现非理性特征，陷入冲动消费、盲目消费和透支消费的误区之中，甚至出现了以贷养贷的极端情况。

四是形成“扭曲化”的审美观。部分网红为了迎合粉丝的猎奇心理和恶趣味，进行无底线的“审丑”式创作，奉行推俗、搞怪、行丑，以丑为美、秀丑为尚、博人眼球，将文化媚俗化和庸俗化，丧失了文化本有的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会对青少年的审美观造成严重误导作用，比如一些青少年就追求所谓的“网红脸”而进行过度整容。

五是形成与主流文化相抵牾的观念。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网红文化具有穿透性、互动性和活泼性，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在移动自媒体时代，青少年易被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相对于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等价值理念，网红文化所传达的是娱乐至上、虚无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价值理念。长期在这种网红文化的影响下，会逐渐解构青少年已有的理性思维和文化认知。

■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引导网红文化健康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网络治理力度，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一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规制网红文化健康发展。从源头来看，主播/网红、网络平台和网红经纪公司是网红文化的输出原点，所以抓住“源头治理”是治理网红文化的关键。第一，完善网络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要建立完善的网络空间法律治理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二，加强对网络平台的行政监管，规范网红个人及网络平台的失范行为。第三，强化对网络平台的技术治理。网红文化因网络技术而兴，治理网红文化自然离不开网络技术的赋能。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网络技术对网络平台输出的各类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识别，自动过滤掉负面的网红文化信息。

二是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红文化发展，增强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导权。第一，生产文化精品，从根植现实生活、面向人民群众，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创新内容形式、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生产出一大批为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精品。第二，打造主流网红。造就一批传播主流价值的主流网红，从而发挥“正能量”网红对青少年的榜样示范作用。第三，以主流价值引领商业文化和网红文化的正向发展。

三是创新学校思政教育机制，提升青少年的基本认知能力。第一，构建“大思政课”育人体制，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协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形成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的价值认知。第二，打造“网红思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话语表达，打造一批“网红思政教师”和“网红思政课”，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第三，加强网络文化教育。要在学校思政课体系中增设网络文化课程，培育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他们对网红文化的赏析和辨别能力，从而自觉抵制负面的网红文化。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链接：长江日报-警惕浮躁的网红文化

（原载《长江日报》202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