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是提升公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美好生活需要的微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家庭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启动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改革举措，为家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促进了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家庭发展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挑战前所未有。一是结婚率下降，离婚率普遍上升。二是初婚年龄快速提高，家庭户增加速度下降。三是初次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已形成“超低生育率”格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比上年明显下降。四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上升，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五是伴随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而出现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与此同时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和残缺家庭快速增长。兑现独生子女父母和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扶助承诺与汹涌而来的人口老龄化叠加，形成巨大财政压力。家庭养老照料资源短缺、社会养老金支付压力空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提升家庭功能，着力解决家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充分认识家庭发展对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决定意义
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具有决定意义，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总书记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再次强调家庭建设和家庭发展的重要性。“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具体建议。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以“幸福”为表征的美好生活，从古希腊、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国内外思想家，都有很多论述。经济学将幸福定义为效用,即 U=U（C），强调收入和消费对效用或幸福的影响。不过这个简单的效用函数仅仅局限于单个人，而忽视了家庭因素和子女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通过引进家庭生产的概念，形成了包含孩子数量（N）、孩子质量（Q）、家庭消费（C）和其他物品之间（O）配置的家庭效用函数 。盖勒（Oded Galor，2011）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成果，提出了包含高于某一生存水平的消费、存活孩子的数量以及孩子的质量来定义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是时间总量或者说劳动——闲暇选择，即个体的时间既可以用于抚养孩子，也可以用于市场活动。这些理论的重要启示就是，子女状况对父母的幸福感有着巨大影响。子女生活得好，父母幸福感强，反之亦然。家庭幸福、子女成才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状态和重要组成部分。
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指导家庭发展
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这些客观的“硬需要”，还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满足消费者需要，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消费者效用蕴含着“两种生产”——市场品生产和家庭品生产的协调。市场品由企业通过市场方式提供，通过家庭购买得以最终实现。家庭品由家庭在非市场活动时间通过非市场方式提供，“两种生产”的协调互动是家庭、企业通过时间配置，经由家庭生产实现的。家庭、企业对资源的自主配置实质上就是市场配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本质上就是家庭和企业自主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家庭、企业是协调“两种生产”最原始、最基本的力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家庭发展的初心、家庭发展的根本使命是什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明确回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也就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在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许多个人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还告诉我们：“两种生产”是同时并存的，物质资料生产通过劳动来完成，人类自身生产通过生育来完成，“两种生产”都包含了双重关系，既包括自然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的理论作了更精辟的概括。“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其中,“人自身的生产”即由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构成的家庭,承担着“种的蕃衍”的生育功能,“种的蕃衍”是家庭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也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而且不随时代的发展发生根本变化。
为家庭生产提供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
家庭类似于一种小微企业，家庭要生产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产品——“家庭品”，家庭品的生产和市场品的生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相对于市场品，家庭生产的场所具有极高的私密性，而市场品是公开的；家庭品的生产是父母在自主的时间、自主的场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结果。家庭是个人自主活动的领域和自治空间，它受到被遵守的、可强制执行的制度的保护。家庭应享有比小微企业更大、更广泛的权利。即家庭享有至高无上、几乎是不受外界限制的自主权。企业拥有的自主权，家庭都可以有，企业没有的自主权，家庭也可以有。为家庭生产提供高度自由、宽松的环境是家庭发展的本质要求。家庭发展是家庭效用不断提升、家庭享有的实际自由不断拓展的过程。家庭效用依赖于孩子数量、质量、家庭消费的市场品以及家长能力的提高，这些变量都为正，既是家庭效用的基本保证，也是家庭发展的基本前提。家庭效用不是由这四个变量的平均值决定的，也不是其中的最大值决定的，而是决定于这四个变量中的最小值。政府要对对无力保证这四个要素都为正的家庭提供帮助。如让家庭在宽松的环境下选择各要素的自主组合，引导和帮助家庭规避风险、化解危机。所谓家庭风险即是威胁家庭运行、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即造成效用函数中的任一因素降到最低。
面对“超低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政府的家庭发展政策应该追求自由、宽容和福利增加，加强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强调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同时要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创新公共服务，促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和更可持续的发展，象对待企业改革一样，大道至简，简政放权，为家庭生产、“种的蕃衍”提供充分宽松、自由和愉悦的环境。（李通屏，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的城市化风险与城市化道路研究”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