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雪山铭志 草地留痕

　　中国地质大学，有一批已过不惑之年的老者，以满腔热情活跃在本科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是优秀教师风范的写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矢志报国 踏上地质之路

　　1952年，年方17岁的殷鸿福毕业于著名的上海育才中学。作为班上成绩最好的毕业生，他没有去报考众人向往的清华和上海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响应号召，第一志愿填报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的他的一篇文章深情地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

　　在美国进修期间，殷鸿福与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和美国古生物学会前主席纽克尔森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并被耶鲁大学、纽约科学院等25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讲学。美国同行被他的学识和刻苦研究精神所折服，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两年进修转眼就要结束了，殷鸿福决定按期回国。美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大石油公司希望他留在该公司的研究部工作，和殷鸿福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学者也极力挽留他：“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着回答说：“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

　　求实创新 铸就科研灵魂

　　成功只垂青于不辞劳苦、有着坚定信念、专心致志献身科学的人们。“十年动乱”期间，殷鸿福始终坚持在逆境中奋斗。20世纪70年代初，殷鸿福可以选择长期离校回南昌与家人团圆。但是，他割舍不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于是他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在北京，每天仍坚持勤奋攻读。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硬是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他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地质部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十多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刊物上刊登，迄今仍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此后，他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了古生物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的生物地质学研究体系，在门类古生物学（双壳类和腹足类）、生物古地理学、生态地层学、历史构造学等研究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殷鸿福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生态地质学专著《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获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高度评价：“无疑它将被证明是对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殷鸿福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动了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全面的结合。四十多年来，殷鸿福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130篇、化石描述300余种、图版80幅。

　　精心育人 倡导优良学风

　　殷鸿福深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地质教育方面，早在1964年初，他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态学教程》，作为作者之一参与完成了由杨遵仪院士、郝诒纯院士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尽管年事已高，科研任务繁忙，殷鸿福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现在，他仍在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有关课程。作为我国老一辈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院士的研究生，殷鸿福秉承了恩师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曾深情地说过：“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曾由杨先生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仔细修改。”

　　严师出高徒，殷鸿福教授带领的学科群体被全校公认是一个团结、富有朝气、有凝聚力的集体。目前，一个30来人的教研室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博士生导师12名、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8名，具有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骨干力量，已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中心之一。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由秘书掌握，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最近几年，他把多年积累的近七万页二叠系三叠系研究资料制成电子文档，上网共享。他还将一批古生物学图书赠送给学校资料室或传给青年教员。

　　大地留痕，珠峰作证。尽管殷鸿福院士担任着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身体和精力不比从前，已功成名就的他仍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整天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他正继续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