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记者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采访了我国著名地质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畅谈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风雨发展历程。
从高度被怀疑到高度被信任，从当一辈子农民到再当教育园丁，简直就是从地狱一步跨上了天堂
谈到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切身感受，赵鹏大说他有三个深刻的体会：
第一个感受是从高度被怀疑到高度被信任。赵鹏大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1954年前往莫斯科留学。文革期间，这段留学的经历使得他长时间被怀疑是“苏修特务”，受到各种迫害不得“解放”。后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任务是烧水、做饭。
他说，最让他没想到的是1982年，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纽约召开矿产资源生产、消费名词术语定义及标准化专家组会，他作为中国派出的唯一与会专家，只身前往参加为期一个月的会议。赵鹏大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没有任何人‘监督’，派我一个人去资本主义国家开会，不怕我‘里通外国’，这是何等的信任，那种感觉简直就是从地狱一步跨上了天堂。”
为此，赵鹏大特别珍惜这次机会。他说作为专家，联合国每天给他发工资98美元。他除了住宿、伙食、交通费等开销，每天可节余30至40美元，回国后，他将近一个月的节余悉数上交给组织。当时地质部外事局的同志戏言：“这次派你出国真是合算，没花国家一分钱，回国你还交回这么多。”他笑着说，当时能够出国去参加这个高规格的会议他已经很知足，省吃俭用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感恩之情。
赵鹏大说，第二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从“当一辈子农民”到再当“教育园丁”。
他告诉记者，下放干校，当一辈子农民是当时对“臭老九”的要求，也是“臭老九”们自我“改造”的出路。因此，下放干校只允许带《毛选》等书籍，但他还是冒险把最核心的专业书装了一个小纸箱带到干校，他笑言当时自己是“贼心不死”。至今，这一小箱子书还保存在他的书架上。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技的春天，“臭老九”们又回到了他们的领地。赵鹏大解放后很快“官复原职”，1983年被任命为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从“当一辈子农民”到再当“教育园丁”，不仅从事教学科研，还挑起了高校管理的重担，他说这是做梦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第三个感受是，从“无足轻重”到“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九五”、“十五”期间的大改革、大建设、大发展，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的新阶段。赵鹏大说，一改过去“轻文教，轻科技，大学可以撤销，科技可以改行”的局面，“科教兴国”成为中央提出的基本国策，发展教育被放在优先地位，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30年来，我国高等地质教育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1977~1996年，恢复前进—改革发展阶段；1996~2006年，体制调整—创新发展阶段；2006至今的注重质量—科学发展阶段。30年的地质教育，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服务面、办学体系、教育功能、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30年来，地质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赵鹏大从十个方面向记者解读了30年来地质教育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管理体制从行业部门单管模式转为中央或地方政府与行业部门共建的新模式，大学面临集权行政式管理模式向开放环境与自主管理权利模式的提升变化。赵鹏大说，从1997年末开始，原隶属于15个部委和6个省（区、市）分头管理的地质类高校先后更名或合并，改变了隶属关系。据统计，目前全国含地质类专业的高等院校有98所，分别隶属于教育部、中科院和省（区、市）管理。
服务面进一步拓宽，从面向部门到行业到社会，更为广泛。赵鹏大说，最初的时候，煤炭部门和冶金部门是要不到地矿部属地质院校毕业生的。如今，地质类专业人才的服务领域已大大拓宽，不单是传统的地质找矿，而且转向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地质工作，即为大地质、大资源、大环境、大市场服务，涉及农业、能源、材料、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
学校功能发挥更完善，从单一的地质类学科到理工文管经法多学科的大学。学校办学理念强调开放和特色。以服务求支持、求贡献、求地位和求发展。过去只是培养人才，现在则是集产学研为一体，面向社会提供各种科技服务，如今的贡献力和影响力更大。
人才培养模式从强调应试、知识本位向注重提高素质、育人为本转变，人才素质要求更为全面。在本科教育中，按照宽口径、厚基础，以交叉模式培养优秀人才，加大了地学实践、社会实践、科技实践的改革力度。
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人才培养规格提高。本科专业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每年又以地质学专业招生人数增加最快。学校不断地调整培养目标和规格，在本科教育中确立了基础型和应用型两类地学人才的培养体系。
办学点巨增，专业设置实用性、适应性更强，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缘、交叉学科专业。
质教育体系从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国际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大发展。赵鹏大说，在巴西31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地大派出29名代表参加，国外同行无比羡慕地说，一个大学派出的学者比他们一个国家派出的都多。
就业渠道更广，需求大于供给，人才实际缺口较大。社会发展对地学人才的需求日趋多元化，这带动了对地学人才的需求增加，地质类各专业的就业率大都在90%以上。
学校环境有很大改观，硬件设施大有改善。办学经费来源日益多元化。
治学环境改善，办学有法可依。
地质教育要从长远着想，质量着眼，细处着手。质量第一，宁缺毋滥
改革开放给地质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培养质量还不能全面适应地质科技进步、地质生产发展的新需求。
赵鹏大说，我国的地质人才专业结构、职称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所占比例偏低，具有高职称的人数偏少，技术力量薄弱。而且，目前我国地质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令人忧虑。体现在本科生的教育上，强调了学生们的通识教育，忽视注重专业教育，学生在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时缺少应对能力；在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上也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综合能力和协作能力差、动手能力不强、跨学科培养的力度不够等几个方面。
其次，学生数量的增长大于办学条件改善的速度，形成环境和条件的压力。从2006年对地大（京）、地大（汉）和成都理工大学等10所大学八大办学指标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宿舍、百名学生计算机数、生均多媒体教室等达标学校较多，但是生均用地面积、教学用房、仪器设备等、图书册数、师生比等大部分学校不达标。
赵鹏大说，当今，地球科学发展迅速，地质工作需求面广，地质勘查难度加大，所有客观形势要求地学教育提高质量，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优秀地质人才。质量是大学的生命，地质教育要从长远着想，质量着眼，细处着手。把质量放在首位，严格按标准、规范执行，须一丝不苟，宁缺毋滥。当然，扩招过程中存在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难以找到一种理想的模式，必须在前进中摸索，发展是必要的。
培养教师树立“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独立与创新意识
赵鹏大说，国际间高校的交流和合作对一个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型大学差距尚大。
他说，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大都体现在会议交流、学术讲座、个别科研项目合作等，缺乏重大研究课题、长期固定项目方面的学术交流。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大多为“学生输出型”合作项目。这种“只往不来”不能提升学校自身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目前我们专家在国际组织中任职、学科国际召集人很少。
在赵鹏大看来，和国际地质教育相比，我们最大的不足表现在师资平均水平不如国外大学。
首先是敬业精神。我国的教师可能有很多事情分心，一心扑在教学上的不多，而国外大学教师的第一要务就是上好课，教好书，一心用在教学上，对教书充满了激情。
其次，国外教师在业务能力上普遍较宽厚扎实，有自己的专长领域，独特成果。他们普遍都写有代表自己专长领域或研究方向的专著。而在我国，专著声誉并不高，多为“编著”。相对来讲，我国教师普遍重视文章数量，SCI论文，而这些都看不出他个人的基础和专长。
再次，国外教师视野开阔。从全球着眼，从局部着手；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归宿。当然，国外教师得天独厚的是外语水平比较高，或者就是其母语。
我们要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使命感和责任心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静下心来教书, 潜下心来育人”，这是赵鹏大对地质教师队伍的希望。
另外，赵鹏大说，我们的学生相比之下也有差距。国外大学生相对独立，有创新精神。我们的学生普遍生活在父母的保护下，在学校则总想依靠老师，甚至买个车票都要别人代劳。上大学时不敢冒险，年轻人的闯劲没了，自力更生的能力没有，何谈创新意识。在他看来，青年人要有“自讨苦吃”的精神，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严格要求自己。有了这种素质，才能使人在任何复杂环境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赵鹏大强调，地质教育要办出特色来，这是学校的灵魂。教学过程要规范化，并严格按规范执行。在国外，一个小产品都要讲究标准化，必须按标准来，我们的教育，尤其要如此，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创造力、贡献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