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地质工作的未来 地质教育因改革而发展，因创新而提高，因基深而普适，因前沿而先进，因急需而重要。 曾经担任22年地质专业院校校长的赵鹏大，至今仍活跃在地质教学和地质科研的前沿。共和国60华诞前夕，记者有幸在赵鹏大位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办公室中见到这位78岁的老者，分享了他对自己近60年地质教育生涯的回顾和感怀。
60年的历史充分说明：改革、创新、夯基、前沿、急需是发展地质教育的关键词。反之，若对地质教育缺乏长远考虑则难免出现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局面。
将地学大国建成地学强国关键在人才，地质教育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赵鹏大
１、在北京地院初创的日子里
1952年，21岁的赵鹏大从著名的北大地质系本科毕业了。
自幼对矿业“情有独钟”的赵鹏大，踌躇满志地向校方提出了去西藏的请求。
这是因为，1931年5月出生于沈阳的赵鹏大。仅仅几个月后，就在母亲的襁褓中，被“九一八”事变推上了颠沛流离的人生旅途。在定居四川自贡和威远的岁月里，少年赵鹏大不仅曾在小学老师的带领下下煤矿和盐井参观，对“为什么地下有矿”十分好奇，而且在中学时代，又听老师说地质学家在地上就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更觉得神奇，从而产生了学习地质的强烈愿望。后来，他如愿以偿实现了学地质的大学梦。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现实，更加强了他以地质找矿报效祖国的热望和理想。
“是的，赵鹏大同学，新中国急需工业化，急需大批野外地质人才。但是，新中国更需要加强高等地质教育，需要培养大批地质高等人才的教育工作者啊！因为你的成绩非常出色，更适合留在大学里教书。”学校有关领导耐心地做着赵鹏大的思想工作。
赵鹏大去西藏的热望没能实现。他被分配到即将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当教师。
赵鹏大的心里写满了失望。年轻的他，还不能深刻理解三尺讲台的世界同样丰富精彩，培养地质人才同样是地质事业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与赵鹏大同时毕业的还有不少师兄弟，但他们大多是只完成三年学业或者学习了两年半的学生。提前毕业的原因，则是新中国建设急需人才。
1952年，正值国家开始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的历史时期，其原则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这时的中国，正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照搬了苏联高教的办学体制单一化、宏观管理部门所有制，以及大力发展单科性学院等等。
赵老激情回忆说，在新中国初期狂飚万里、突飞猛进的岁月里，几年之内，除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外，我国在地质行业先后还建立了多所单科性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等应运而生。而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少量综合性高校，仍保留着地质系。
在筹备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和建院初期，赵鹏大接触并投身到了与他当年北大所受到的“精英式”教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模式中：学校有着严格的教学计划、大纲、教材和制度。这样的教学比较规范，好处是，适合大批量、高效率地“生产”出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特色的人才，非常符合当时国家渴求人才的状况；不足的是，教学中框框太多，抑制了师生个人灵性、意趣、风格的张扬，学生也缺少自由探讨的学习空气。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由北大地质系、清华地质系、天津大学地质系、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组等共同组建，1960年改名为北京地质学院。学校一建校立即开始大规模招生，第一届就招收学生1000多名，后来人数最多的时候曾达到过6000多学生同时在校。今天，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的这所当年被北京人自豪地称为“八大学院”之一的高等学府，作为国家教委主办的全国重点大学，已经改名为中国地质大学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所成长于新中国怀抱的著名学府，为中国地质事业输送了8万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并且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的一位总理。 赵鹏大扳着指头告诉记者说，50多年来，他教过的学生，少说也得有上万名了。他说：“我一开始讲授的课程，是《矿产普查与勘探》。那时候，学校只有四五个专业，没有合适的教材，我们就加班加点，自己编写教材……”
听着眼前这位老者的侃侃讲述，记者眼前不由得出现了一个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为了共和国地质教育事业夜以继日地伏案奋笔疾书的形象——毫无疑问，当年赵鹏大的忘我奋斗，正是那一代地质人共同拥有的品质，是一代地质人的缩影。
２、莫斯科的留学生涯
1954年，赵鹏大有幸成为我国公派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留学的仅有两名研究生之一。
踏入这个充溢着欧陆风情的城市，赵鹏大也步入一个豁然开朗的科学天地。地质学在俄罗斯积淀已久，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太多的经验让赵鹏大如饥似渴。为了直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他选择了曾在国内担任教学的《矿产普查与勘探》作为攻读专业。也正是这个决定，将赵鹏大送入了定量地学研究的大门，从此确定终身的研究方向。
学习中他发现，要求有定量结果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如最后要求计算储量）缺乏定量的研究过程，比如，从矿床勘探类型的划分，勘探网度的选择，合理勘探程度的确定到勘查精度的评价等等都是定性描述、经验判断乃至主观要求，这就大大降低了矿产普查勘探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科学性及作为实践性最强的应用学科和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苦苦思索，并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开始在找矿勘探中运用数学分析解决问题。甚至他的研究生论文也以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床地质研究定量化作为主要内容。
至今，他还铭记着他的指导教师——著名地质学家、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院长雅克仁教授的一句话：“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矿床学家或矿床勘探学家，必须要跑500个典型矿床。”于是，几乎所有的寒暑假，赵鹏大的足迹遍及苏联的各大矿区，包括世界级的禾洛姆塔乌铬矿床、尼克泊尔镍矿床、克列沃依罗洛铁矿床，阿帕奇特磷灰石矿床、白桦金矿床等。他知道，这就好比医生，接触的病例越多，越容易准确诊断病情，医术水平就越高。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留学的第二年，赵鹏大和几位中国研究生突然向我国驻苏大使馆提出，能否只听一些国内尚未开设的新课程，学完后不作研究生论文，也不要研究生学位，直接回国。当时的人可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想法。一腔热血的赵鹏大身在莫斯科，可心里总是放不下祖国建设，他想，我们到苏联是为了学习经验，尽快把需要学习的内容学到手，我们就赶紧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学位这样的“虚名”要不要没有多大意义。结果，大使馆坚决不同意，要求赵鹏大他们“一定要作论文，一定要拿学位”。
刚开始，赵鹏大还有点想不通。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使馆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完成研究生论文，赵鹏大真正了解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从收集原始资料，设计实验研究流程，选择必要与恰当的研究方法，到最后形成结论；知道了如何应用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新论点、新见解和新方法；如何明确主攻目标和关键步骤，从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中获得对国民经济建设有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成果。而这，使他受益终生。
还有一个收获是赵鹏大当时没有发现的，留学生涯让他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学术联系，为他以后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融入国际学术圈子打下了基础。
３、赵鹏大的介绍信比公函管用
1960年，29岁的赵鹏大晋升为副教授，并在我国首次招收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研究生。
基于苏联留学的收获，他回国后便积极投入学科建设，而重点便是把在苏联所重点学习的矿产普查勘探基础理论在实际教学中得以体现。当时学校正在进行教材建设，他赶紧抓住机会，在修编《矿产普查与勘探》教材时，将“矿床勘探中矿体地质研究”第一次作为专门章节予以突出和强化。
结合1958年～1959年在福建进行的1：20万地质填图及找矿工作的野外经验，他提出了“区域勘探评价”的概念。在1960年发表的《闽浙湘赣区域成矿规律》专著中首次从大区域角度研究矿床合理勘探程度及勘探程序。此外，他还倡导将数学方法应用于地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矿产资源进行更为精确的定量评价。
做一名优秀的地质教员、一名地质科研工作者，首先必须是名合格的地质队员。只要时间允许，赵鹏大都会安排各种与矿山生产实际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科研项目，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炼自己的理论，检验自己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他和一些同志在云南个旧锡矿矿区从事数学地质研究时，总是先集中力量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而后考虑科研的需要，每年野外工作结束后都要为矿区留下一份针对实际生产问题的阶段性报告，毫无保留地提出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及新观点、新认识。生产单位的领导非常感动地对赵鹏大说：“不少科研人员到我们这里，都是闷头收集资料打些标本就走人，只有科研成果发表了，我们才知道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只有你们是想我们之所想、急我们之所急的！”几年来，他和矿山同志一起研究解决了不少关于储量的级别划分、矿体纵横变化、合理勘探技术手段选择，以及合理工程间距的确定等难题。至今，赵鹏大还与当时在矿区和勘探队的同行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赵鹏大写的介绍信比加盖单位公章的正式介绍信更管用。”
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早期的地质工作的艰难，赵鹏大十分感慨。那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便捷的交通工具。60年代他们到个旧矿区搞科研，单程就要一个星期，火车只通到南宁或安顺，其他的路途就要靠多次换乘汽车来完成了。那时去填图大都要雇个毛驴，驮上所有的设备和器材。由于治安不好，地质队员在野外要防备土匪、特务干扰工作，同时还经常被当地人当成土匪、特务。1958年他在福建填图时，就曾被警惕性高的老乡举报，被民兵当成特务包围起来。尽管在外人眼中，那些在野外的生活充满了艰难和危险，但在赵鹏大的描述中，这些人生片段是那么有趣和美好。
４、中国地质大学不能丢掉“地质”
1987年，无论是对于赵鹏大本人，还是对于地质学院，都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中国地质大学宣告成立，标志着学校真正站在了由单科性地质学院向多科性大学改造的起点上。
此前，在1983年成为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时，赵鹏大就对在苏联高教模式中成长起来新中国的地质教育考虑了很多。他感到，过去的单一学科的“单才教育”已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多科性综合联系的“多才教育”才应该是大势所趋。他毕生钻研的数学地质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产物，他认为，在办学思想上创新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学科交叉，只有碰撞、融合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过去地质院校的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这非常不利于学生走出校门后与社会的融合。于是，他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要重视学科的交叉，要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在他的倡导下，武汉地质学院1984年、1985年就增加了计算机和管理工程等专业，将单一的专业学校变为多科性院校。1985年，赵鹏大进一步提出“一个为主（教学），两个中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三项功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并根据地质科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提出“建设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地质大学”的办学目标。而此次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管理干部学院合而为一，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创新呼唤着赵鹏大去思索，去实践。
第二次艰苦创业开始了，赵鹏大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赵鹏大没有让大家失望。根据国外大学的发展状况，他提出要建设“现代型、开放型、国际型综合性地质大学”的目标，并带领中国地质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这个目标努力。他对“三型”的解释非常具体：要符合现代型的特点，就必须全面更新教学理念，按照地质科学发展的现状和社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还要保证学校配备的仪器和设备达到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开放指的是不是搞成封闭式的教学，要与社会密切联系，牢牢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并广泛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国际型表现的是另一种开放，在学术上、在教学上，与国际密切交往，紧扣国际前沿，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接触国外的学术界，这样中国地质教育才能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活跃的思维。
“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还要创造知识；要指导生产实践，服务于生产实践；要站在国际前沿、学科前沿、生产前沿、社会前沿。”他对学校的发展定位非常清晰。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质大学不可遏制地滑入低谷，不仅仅是地大，几乎全国所有的地质类院校都走进了招生困难、就业困难的困境。此时，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各个行业，由于地质工作仍然没有走出旧时体制的束缚，未能很快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加上世界矿业经济也不景气，致使中国的地质工作呈现低迷状态，而地质教育从来都是和地质事业息息相关的。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全国形成了一股地质院校改名的风潮。一时间，全国的地质院校纷纷抛弃“地质”二字：1993年，成都地院更名为成都理工学院，后改名成都理工大学；1996年，西安地质学院更名为西安工程学院，后与其他院校合并为长安大学；1997年，长春地院改名为长春科技大学；后来，河北地院也改名为石家庄经济学院……
赵鹏大的耳边也不乏学校改名的建议，比如，有人提议改叫“震旦大学”。对此，赵鹏大非常坚决，一律顶住。他深知，“地质”不仅承载着几代地质教育工作者数十年的积淀，更是学校未来发展永恒的主题。他对教职工们说：“‘地质’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特色和灵魂，再困难也不能抛弃！”他与同事们再次重温了地质大学曾经的曲折：1970年北京地院在“专科学校外迁风潮”中仓促搬迁，出北京，过石门，渡丹江，下江陵，栖荆州，一路风尘，在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的情势下，在长达5年的颠沛流离中，边选址边办学，直到1975年才落户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那样的危难都没有打垮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地质人！我相信，现在的困难一定会是暂时的，地质教育迟早都会振兴的，因为国家的发展永远都需要地质工作。我们绝不能迷失自我！”在赵鹏大等许多同志的坚持下，中国地质大学中的“地质”成为全国地质类高校中唯一的“幸存者”。
５、22年的地质院校校长生涯
赵鹏大是1983年担任武汉地质学院校长的。从1983年到2005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总校校长岗位上卸任，他在学校领导工作岗位上竟然连续奋战了22年，这也创造了地质院校中校长任期最长的纪录。说起这点，赵鹏大颇为自豪。让赵鹏大更为自豪的是，在这20多年里，学校逐渐向地球科学领域世界先进大学的行列不断迈进。
1993年，中国高等教育推出了一项跨世纪工程——“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
赵鹏大立即意识到“211工程”是中国地质大学再上新台阶的一次难得机遇，他果断提出，力争中国地质大学进入“211工程”前列，创办地矿类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学校“211工程”建设的目标、步骤、途径和措施，得到与会代表的全力支持。在这个近期目标的鼓舞下，地大师生员工空前团结、奋发向上。
1997年，中国地质大学第一批进入“211工程”行列，成为国家进行重点建设的大学；2001年5月，顺利通过专家对一期工程建设成果的评审和验收。
如今，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和内涵均已大大拓展，从以地质找矿为中心转变为以资源－环境为中心，同样，作为中国地质教育的代表之一，中国地质大学也发展成为集地质、资源、环境、地质工程技术等学科于一体，理、工、文、管、经、法、教、哲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赵鹏大非常看重提高地质大学的贡献力、影响力、竞争力和创造力，他认为这是实现地大“建设地球科学类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具体要求。对于中国地质大学输送人才的标准，赵鹏大是这样定义的：“五强”。社会责任心强，对国家民族富有责任感；基础理论强，这样发展才有后劲；外语能力强，国际交往以此为基础；计算机能力强，这样才能在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立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强，具有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各种问题的综合能力。
尽管已经离开了校长岗位多年，但赵鹏大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地质大学发展、对中国地质教育未来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地质教育会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为什么现在许多地质专业学生到野外不认识岩石，不会看薄片？为什么地质一线缺乏人才和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许多问题折射出的是现阶段国家教育体制和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是地质教育工作者现在和未来必须承担的使命。
他认为，目前的地质教育有几个“致命伤”。
一是缺乏长远的规划，容易受国家经济状况左右。地质类高校主要是为地质行业输送人才的，必须与地质行业紧密结合，然而，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部门对“我国高等地质教育的长远发展”负责。比如，地大从2005年开始归教育部管理，但教育部的直属高校有70多所，不可能有对地大有精细的考虑，国土资源部是地大的服务主要对象，却没有管理的权力。
二是尽管地质教育专业在拓宽，学科门类不断增多，但要命的是基础地质教育却被削弱。岩石、构造、矿物等基础地质学科不受重视。目前国土资源部正在进行找矿大讨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了基础地质必须加强，而我们的地质基础教育却没有跟上，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三大类岩石的教学以前约有300学时，现在竟然不到100学时，要知道，基本功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训练的。俄罗斯的大学要求物探专业学生都必须认识200种矿物，而我国许多地质专业学生都不能认识这么多。
三是缺乏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的机制。地质生产部门关心地质人才的培养才是正常的。以前学生到哪个野外队和矿山实习都备受欢迎，但现在却不太欢迎，学生实习都成了很大问题，只好通过科研项目带学生实习，缺乏实际锻炼的机会，学生的实践能力当然难以保证，对产业部门也无法真正了解。这并不能埋怨地质生产部门，而应该摸索、研究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学双赢的机制。这样才能改变现在一方面生产一线需要吸纳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学生去不了或不愿意去的怪圈。
如今的高等教育已比较普及，但更要重视质量。“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容器，要让他们成为‘发动机’，在工作中具有自主性、创造性，由此推动地质事业的前行。中国正在走在从‘地学大国’到‘地学强国’的路上。为地质事业大厦锻造出最牢固的基石——高质量地质人才，是地质类高校和地质教育工作者必须肩负的重任。”赵鹏大的话语充满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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