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 66 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大）教授李长安，20 年前有一个遗憾。
那时，正值地大策划第一次长江源科考。作为总策划人，李长安临出发前被检查出身体不适，只得缺席了苦心策划已久的科考。
20 年过去了，今年地大再次策划长江源科考，李长安依然是总策划人。只是昔日的中年人已垂垂老矣。为何这样一次科考他牵挂了 20 年？这一次，他能否如愿以偿？
甘做一名探路者
1998 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正在外地的李长安接到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的电话，急匆匆地赶回武汉。
站在大堤上，面对脚底的滔天巨浪，李长安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唐山大地震以来，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灾害”。他下定决心转向长江研究，为此推掉了已申请到的大西北地质科研项目。
2003 年，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始蓄水，将长江洪灾变成了可控。可李长安丝毫不敢松懈，“通过数年长江流域的调查发现，洪灾是‘急症’，但长江还有一些‘慢性病’，如其生态环境需要保护，不少河段的水质、生态也在退化……这些问题将长远影响长江的健康和流域可持续发展”。
早在那一年前，李长安就策划、组织了地大的第一次长江源科考。当时正值地大 50 周年校庆。虽然他最后因病缺席，但在首次长江源科考中，科考队考察了长江源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并成功登上长江发源地——各拉丹冬雪山。
本世纪初，我国基础建设迎来春天，经济发展需要资源投入做支撑，地质学也跟着热闹起来。然而，对于大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地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建伟在教学、科研的经历中感受最为深刻。直到 2016 年，国家将长江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大保护才真正印刻在更多人心中。
“地大间隔 20 年的长江源科考，正好与国家经济由快速发展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应。”周建伟告诉 《中国科学报》，第二次科考也恰逢2022 年地大 70 年校庆。
各拉丹东雪山是长江的发源地，长江源每年供给长江的水资源量是 130 亿立方米。这里还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早在 2002 年，我就设想对长江流域做一次系统科考。先从考察长江源做起，花十多年时间对长江进行分段考察。”为此，李长安坚持了 20 年。
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对于第二次科考李长安并不执拗。“这一次，我随科考先遣队到长江源进行了踏勘，为后面科考选择了野外路线和考察点。我亲自踏上了长江源的冰川，了却了 20 年前的遗憾。”
在确定了科考任务和具体考察路线后，他把正式科考的带队任务郑重地交给了周建伟。
把学生摆在重要位置
第二次长江源科考是一次非常有仪式感的科考。
在 7 月 13 日的出征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亲手把出征的旗帜交到科考队学生们的手里。
彩旗摇曳的背后，是校方的特意安排——上台接受授旗的必须是学生。“为了让未来的科研人体验身上的使命感。”周建伟解释道。
每年前来长江科考的组织并不在少数。“地大科考队与其他队伍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队伍强调专业队伍，而地大看重以学生为主体组队；其他队伍侧重水资源或气候变化等某个因素，而地大强调长江大保护的多学科交叉和系统思维。”周建伟说。
科考队分为地质组、地理组、水文与生态组、人文与社科组、冰川勘测组 5 个小组，分别前往岗加曲巴冰川、沱沱河流域、尕尔曲流域，系统考察地质、地貌、冰川、冻土、生物及生态等，摸清长江源区地学基础、生态本底。科考工作前后历时15 天。全队共 36 人，有 17 名本硕博学生参加。
李长安把科考任务概括为“三科”——科学考察、科学研究、科普宣传。但在他眼中，比“三科”更重要的是“三教”——野外实践、野外课堂、野外生存。“三科、三教的实现，要把学生摆在重要位置，教师做好指导、后勤、服务工作。”
除了对长江源头的系统考察外，本次科考还对青藏高原沿途的重要生态环境和地质特色点进行了考察。站在色若翡翠的察尔汗盐湖边，地大副教授肖国桥正在给学生讲解察尔汗盐湖的形成，硕士生苗世鹏等几名学生环绕在他身边，一人举着一张图片，猎猎的风吹得纸片哗哗作响。
但“听得可真带劲儿，从前以为盐湖就是盐分多一点，没想到盐湖里还有盐柱等地貌，以及如此广的工业价值”。离开时，路边正在采盐的挖掘机一下子让苗世鹏感到，“书本上的知识立起来了”。
颇受媒体关注的可可西里“红山脉”，其实是109 国道上常见的景观。车行至五道梁，红绿相间的山脉十分显眼，地大副教授申添毅不放弃每一个讲解“红山”“红河”形成的机会。
“109 国道是一条‘网红’自驾路线，如果能在景观、地质遗迹保护的基础上开发，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收入，对促进当地牧民退牧还草也非常有意义。”听完申添毅的讲解，苗世鹏觉得很有收获。
“90 后”学生真的畏惧艰苦吗
这一路上，申添毅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激发学生对地质科学的兴趣？
本世纪初至 2015 年左右，地质行业经历了一段风光期后，开始出现下滑。艰苦是考生、家长对地质行业的印象。“我们发现公众对野外科考有好奇心，用场景化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参与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申添毅说。
科技的应用也让特别艰苦的印象一点点发生改变。申添毅举例道，从前科考要带相机、罗盘、GPS，沉甸甸的一大包。如今只需带一个手机，就能囊括三个设备的功能。“学生并不是真心畏惧野外的艰苦，只是缺少对地质科学的足够了解，以及尽可能多的实践锻炼机会。”
不要忽视这样的改变，也许它正“踩”中了“90 后”“00 后”学生的兴趣点。
以科学探索和国家需求问题为导向、以育人为目标的科考，正在地大获追捧。此次科考前期吸引了 364 名跃跃欲试的报名者。
作为一名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研究生，李龙敏的专业与地质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他要加入到科考的队伍中来？
各拉丹冬雪山一行，原本计划 7 人进行高山冰川勘测，但登上 5900 米高山时，有 3 人身体状况不佳。商量过后，勘测任务交给了教授陈刚、李龙敏和随行向导。体育专业的优势就在这时显现出来。“科研人员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可以代劳，登山+地质考察是地大体育的特色。”
“在高原出野外，你根本不会预知危险什么时候来临，冒险是要不得的。”周建伟说，在各拉丹东雪山脚下，有一个小组从 5400 米的海拔处进行地质剖面调查，一直做到 5700 米，还要背着几十斤的岩石样品。虽然最后全员安全返回，但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一旦血氧跟不上，轻喘不上气，重则可能危及生命。事后，他对该小组的莽撞行为进行了教育。“这是一种更真切的生命教育，从书本上无法获得。”
“这次科考与上一次间隔了 20 年，下一次科考什么时候进行？”采访结束前，《中国科学报》记者问。
“快了，快了！长江大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本次科考旨在摸清长江源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家底’，为未来科考和监测打基础。我们计划 3~5 年内搞第三次长江源科考，以后长江源科考工作可能常态化。”李长安兴奋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