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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基础研究要力戒目光短浅

发表时间:2003-07-15作者:网站编辑:路明来源:地大之声点击:

    郝柏林理论物理学家。一九五九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大学。一九六三年于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生肄业。一九八○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九九五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固体能谱、高分子半导体理论、统计物理、天线理论、地震分析、混沌动力学、理论生命科学等领域发表大量论文,并著有中文著作九种、英文著作二种。

  无庸讳言,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比如我们已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品”,更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难以真正技超群雄和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深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现在,关于基础研究政策方面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提法。有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研究”,一听就明白他其实还没有做过真正的基础研究。须知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从来就处于尖锐的国际竞争之中。基础研究无“国内首创”。即使在过去我国封闭孤立的年代,一篇论文如其主要结论已见于国外某杂志,也是不能发表的。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听来是个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早在1985年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研究正热时,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物系统进行战略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为此还自己购买了一批原版书籍。1994年理论物理研究所计算机局部网与国际互联网接通,网上生物学资源就成为注意对象。1997年寄出《实用符号动力学与混沌》专著书稿后,全力以赴作生物问题。现在才进入第5个年头,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作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了1991年原版刊数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11年间平均期刊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WTO,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来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其实是有偿服务的。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

  还有过一些为不重视基础研究作论证的“理论”。比如说日本不搞基础研究,技术照样上去的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早被日本学者批评。还有人说英国得过那么多诺贝尔奖,经济却上不去,他们根本不分析百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巨变中“日不落帝国”衰落的历史必然。前些年还有过学习“匈牙利模式”、“苏联模式”、“波兰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的种种议论,唯独没有中国模式。结果这些洋“模式”全都垮了,我们还得走自己的路。

  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事实上,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作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杆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在从基础到应用,从应用到产品这个中间地带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

  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我国这样的时期太多了),受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最需要人的应用研究和产品转化这一中间地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经验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在新的世纪,我们应当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