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四代地质人的坚守与传承

（地大之声记者 陈华文 刘妍慧 庞伟红）不久前，2018年第十三届大学生年度人物在京揭晓，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2014级本科生王奉宇名列其中。一个优秀大学生的背后，必然有不平凡的群体、不平凡的故事。在王奉宇周围，聚集了一批潜心地学教育与研究的师生，形成一个高能量的“地学磁场”。作为90后的王奉宇，研究化石中取得骄人成绩，受到80后导师、国家优青宋海军教授的影响，宋海军教授的导师是60后的国家杰青童金南教授，而童金南教授的恩师则是殷鸿福院士。四代地质人，时间长度跨越了近70年，“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开拓创新的地质之歌。

殷鸿福：艰苦奋斗点燃“地质星火”

“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而感到幸福和自豪”。殷鸿福说。60多年来，由杨遵仪和殷鸿福两位院士领衔的我校“第一代”“第二代”古生物学团队，他们心系家国，一辈子呕心沥血、皓首穷经，为的是培养学生、发展学术、科教兴国。他们开一代新风，发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之治学精神，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杰出成就，分别成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和地球生物学的开拓者，用实干和奋斗践行了最初的誓言。

1935年出生的殷鸿福，1952—1961年在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先后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后一直留校任教。对于地层古生物学的热爱，他60多年来初心不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研究没有经费，他也始终坚持在逆境中“硬撑着”。改革开放前，当时经济拮据，他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做研究，并且学习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几十本学习笔记，翻拍了几十卷胶卷资料，撰写了十多篇当时无法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能坐冷板凳的老师。

“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在任何时候，我对地质教育和研究充满信心。”殷鸿福说。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地矿行业不景气的时候，老师们生活不宽裕，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殷鸿福也要求教学一线的老师们，不能为了“钱”而不要“前途”。他认为，在高校里不能只想赚钱，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能耽误科学研究。

地质研究与野外考察如影随形。1985年的一天，他带领学生野外地质调查，因野外工作兴奋忽视了返程时间，在由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下山时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丛中，造成粉碎性骨折。但是依靠顽强毅力，两年后他又活跃在野外地质考察现场。无论是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1996—2003年间担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他每年都坚持开展野外地质考察工作。2000年，殷鸿福带领研究团队，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确定了地层学中一颗重要“金钉子”,即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及其分界点，国际地学界将这颗“金钉子”定址中国浙江长兴。该成果被专家们称为是中国地学界“可载入史册”的标志性创新成果。

近年来，先后倡导和发展了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由此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地球生物学的这一新学科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地学研究的征程上，不断从高峰走向新的高峰。

童金南：坐地质“冷板凳”有新收获

童金南是高考恢复后，首批考入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1982年，他开始在地大攻读硕士研究生，身上有股韧劲且肯下苦功夫的他，一眼被殷鸿福相中，将其收入门下，有幸成为了殷鸿福的首个研究生。“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我的一盏明灯”。童金南说道。

在地层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童金南像恩师殷鸿福一样，在教书育人和科学探索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本世纪之初，即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随后带领中国地质大学“重大地质突变期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团队先后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先后获得多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名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本世纪以来，科技发展进入快车道，包括地层古生物学在内的传统基础学科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殷鸿福院士的指导下，童金南领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相关学科一批中青年学术精英，成功探索并实践了新兴的地球生物学科学发展新路，取得重要突破。不仅形成了支持学科建设的创新群体，而且建成了支撑学科发展的“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建设是白手起家，因此各种平台资源都是通过各方“支援”筹措完成的。随着仪器增加和专家引进，实验室用房十分紧张，为了安置仪器和引进的专家和青年人才，作为实验室主任的童金南，带着实验室管理团队的成员们，将主楼中曾经多年因潮湿而“荒废”的地下室“开发”出来，并“屈居”地勘楼地下室三年，正可谓真正坐在冷板凳上，期间还得了风湿病，他不但没有丝毫抱怨，他说“只要实验室发展好了，这是应该的”。

童金南不仅将学科建设为己任，而且一直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追求。他一直工作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不仅主持编写了《古生物学》和《古生物地史学概论》国家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而且负责建成了我国唯一的《古生物学》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同时，他还每年承担本科野外实践教学任务。每次野外实践教学，少则半月，多则二三个月。高海拔区总伴有雨雪，他走在队伍最前面，时刻警惕滑坡的出现；坐车时，他总是坐在最不安全的副驾驶座，还笑称很舒服；下大雨时，他把身上的冲锋衣给怕冷的女生;他体力不输20多岁的小伙子，经常第一个到达山顶的观察点；遇到困难时，他给学生们讲述他年青时搭油罐车、顺风车，深入西藏无人区搞地质的经历，有时还不忘幽默一把，鼓励同学们战胜困难。

现在年过五旬的童金南，每年仍会坚持2-3个月的时间出野外，每次从野外回到学校，他准带回一堆“战利品”：化石和岩石标本。到目前为止，童金南亲手从野外采集回来的化石标本达数十万件，其中不少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稀有化石。

如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童金南，不仅在教书育人、地学研究中辛勤奉献，对于矿山绿色治理、长江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也积极建言献策，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宋海军：稳握地质“接力棒”向上攀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里，云集了一大批热爱地质的师生。其中，宋海军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出生于山东济宁农村的他，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在上大学之前，对于地质、古生物等等，全是陌生的。初到这所大学，他时常问自己：学地质能做什么？到底有什么前途？就在此时，殷鸿福院士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让他对地质学的认识豁然开朗。

大一时，殷鸿福院士为新生们主讲《普通地质学》课程，宋海军有幸聆听并系统学习这门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对于开启学生地质之门甚为关键。宋海军当时发现，殷鸿福作为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丝毫也没有大教授的架子，备课认真、课程教学体系完整。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殷鸿福在课堂上说：地质科学，是开启地球奥秘的钥匙，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钥匙。

随后，殷鸿福的弟子童金南，为本科生讲授《古生物学》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讲，该课程是上一门课程的“进阶”。童金南根据教学大纲，结合自身的科研和野外地质考察经历，把看似枯燥的专业课程，讲得津津有味。宋海军在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也在此时，他决意跟着童金南老师学习古生物学。

从大二开始，宋海军在童金南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会了野外采集岩石标本、处理化石薄片、用显微镜观察化石。大四时，宋海军跟随童金南到浙江长兴煤山开展野外地质考察，看到二叠—三叠系层型剖面的“金钉子”纪念碑，他非常激动。他暗下决心：“那高耸的纪念碑就是我的榜样，让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要在古生物学领域大干一场。”

本科期间，宋海军对于化石研究如痴如醉，他不仅在野外漫山遍野寻找化石踪迹，还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观察、分析和研究化石，他用两年的时间，探究了近6000个有孔虫化石标本之后，觉得已经找到地质研究的门道。在系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007年，他在童金南的指导下，凭着《古、中生代之交重大地质转折期有孔虫的灭绝过程》成果，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

也正是在童金南的持续培养下，宋海军攻读博士学位，到海外留学，留校任教，今天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宋海军在地质研究中，秉承了恩师童金南一丝不苟、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他时常每天十多小时都待在办公室里，与学生在一起，即便是节假日，也不例外。他认为，“只有花足够多的时间投入，才会对当前的研究领域有更全面的认识，只有在面对瓶颈的时候耐得住寂寞，才可能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王奉宇：新时代地学专业大学生的“领跑者”

王奉宇是90后的大学生，在青海出生长大，他和殷鸿福、童金南、宋海军等不同的是，从小就喜欢收藏各种石头，2014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作为2018年度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的王奉宇，从2015年下学期，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并选定了腕足动物研究方向，走上了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

宋海军非常支持本科生提前涉足科研，对于“石头迷”的本科生王奉宇，格外关心其成长。没有拍化石的相机，没有修理化石专用设备，缺乏国外昂贵的专业书籍，宋海军都及时想办法解决，他还积极支持王奉宇等学生，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开阔其研究的视野。为避免学生产生科研懈怠，他定期召开组会，“盯着”王奉宇抓紧学习。王奉宇和其他学生写的论文，交给他修改时，他也像自己的导师童金南教授那样，总是逐字逐句认真修改，且从不拖延。

宋海军时常对王奉宇说，地质科学研究，其战场是在野外，很多新发现，都是在野外。这句话，王奉宇记在了心里，并且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为了找到更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化石，大学四年中，湖北、贵州、广西、西藏等地，留下了他野外地质考察的身影。所有的寒暑假，他都在山川之中艰难跋涉。

在大自然的课堂里，王奉宇快乐、自得。2015年的一天，王奉宇在湖北利川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大灭绝后早三叠世的腕足动物化石：三个种类！306枚标本！这个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很是很少见。王奉宇面对地球古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又惊又喜。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只有把新发现撰写成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才会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同。

为了将新发现和新成果写成英文论文，王奉宇向宋海军求教。对于如何写好出色的英文论文，宋海军反反复复地教，王奉宇也写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论文《早三叠世华南地区腕足动物群的新发现：对大灭绝后生物复苏的启示》，发表在国际期刊《Papers in Palaeontology》上。王奉宇说：“如果不是宋老师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意见，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英文论文会写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会顺利发表。”

目前，宋海军已经招收王奉宇为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并对他寄予厚望，他说：你能评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这都是属于昨天的成绩，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对地球科学研究的激情，在古生物学的新方向上开拓进取，为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如今，作为新生代的地质人王奉宇，在地球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迎来了新的起点。他也深知：地学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后面的道路不会平坦。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园里，坚守地学初心的群体和个人还有很多。殷鸿福院士—童金南教授—宋海军教授—王奉宇同学，是该校众多学术人才梯队当中的典型一例。他们形成“五代传承、四世同堂，交叉综合、结构合理”的队伍建设格局，在业界传为佳话。正是他们一代一代学人的地质“接力”，使我国地层古生物学研究，迈入了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