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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深度报道校友张弥曼院士的科研故事
时间:2019-01-10      来源: 地大之声     点击数:

  编者按:2019年1月出版的《人物》杂志,推出2018“年度面孔”专题报道。该杂志以影响力为首要标准,评选呈现10位对2018年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人物。但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今年《人物》的年度面孔首次全部由女性呈现,她们是真正在国家层面上拥有现象级意义的女士。我校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为该杂志年度人物第一篇——年度科学家张弥曼。以下为全文:


科学家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世界的深夜

  张弥曼觉得2018年太吵了。她不止一次跟身边的人抱怨这件事,跟美国归来的老友,跟自己的学生,甚至告诉来访的陌生人,2018年很热闹,可是太吵了。

  这一年,热闹和光环一起涌到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面前。3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她到法国参加典礼,授予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只颁给全球5位女性。几个月后,何梁何利基金为表彰她对科学的贡献,颁给她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此前她并不为公众所熟知,而这一年自联合国的奖项开始她意外地被注意到了,上了很多次舞台,录过好几次电视节目,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致过感谢辞。许多陌生人被她渊博的学识惊住了,闯进了她的生活,人们管她叫先生,称呼她大家

人们像是发现恐龙化石一样,突然察觉到一个近乎伟大的科学家的存在,发现了她在古生物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过去60年中,她一直就在北京二环边最热闹的一条街旁的古脊椎所,日复一日地默默工作。

她几乎是全世界最了解古鱼的中国专家,大部分古生物学家所研究的时间范畴在几百万年内,但张弥曼从古生代鱼类开始一直研究到新生代鱼类,研究范畴纵贯数亿年,且每个领域都有扎实严谨的发现,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在科学的世界,她早已声名显赫,上世纪就担任过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2016年获得了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最高荣誉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她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生院荣誉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在此之前,获得最后这项荣誉的中国人只有胡适和古文字学家裘锡圭。

迄今为止,世界已有许多古生物以她的名字命名,这是受到张弥曼影响的科学家以此向她致敬。它们包括一种现已灭绝的古鱼,一种在中国热河发现的恐龙,还有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一种今鸟型类的鸟……

古生物学家苗德岁现在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他曾和张弥曼长期合作研究,也是她的老朋友。说到张弥曼的时候,他常想起爱因斯坦为庆祝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60岁生日时的一番讲话。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科学庙堂中被天使宠爱的那种人,有点怪,沉默少言,孤身一人,把他引向科学庙堂的动机不是官爵名利,也不是虚荣私心,而是一种渴望纯粹世界的愿望,希望从嘈杂的窄巷逃向宁静的山顶,找到在个人经验范围内所找不到的宁静与安定。

“爱因斯坦说,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像普朗克这样纯粹的科学家是很少的。同样在我们国家,像张先生这样纯粹的科学家也是很少的。”苗德岁告诉《人物》,“她一辈子直到今年之前,基本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圈子里,甚至在国外很有名,国内普通人没几个人知道她,她也不在乎,因为她根本不是为了这些。”

评奖、采访、上电视、拍纪录片,这些都是她害怕的热闹事儿,能推都推掉了。只有跟她说到鱼,她才会突然来了精神,主动拉着人逛她的办公室。在古脊椎所,好多人的房间都像是囤积爆仓的仓库,整个房间只有一条人类可以通行的窄道,遍地堆着等待研究的化石,老虎的牙齿、狮子的头颅、恐龙蛋标本……但张弥曼的房间非常整齐,这里的每一样标本都分门别类地整齐排放,连书桌上的文具都会近乎摆成一条直线。她滔滔不绝地讲鱼的故事,还热情地拿出标本盒挨个介绍与她朝夕相处的朋友——4.1亿年前的杨氏鱼,1.25亿年前的孟氏中生鳗,还有370万年前的伍氏献文鱼,它们的骨头特别粗……

在这里,时间以另一种尺度计算,不是去考虑一年365天,而是去思考地球已有的46亿年。如果把它压缩成人类纪年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直到3月中旬,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迹象,到12月初,地球才出现大规模沼泽地与大片森林,恐龙在12月中旬称霸地球,可是好景不长,它们于1226日灭亡。直到1231日接近午夜时分,人类才登场,这样算起来,罗马统治西方世界的时间只有5秒。一个古生物学家能研究透一个礼拜已经是高手,张弥曼却在临近午夜的不到一秒钟内,研究了横跨12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许多鱼,探寻那些失落其中的故事。

对张弥曼来说,让她毕生着迷的是这个万物演化的世界,这个又热闹又孤单的学科。面对化石那一刻,房间里仿佛重现许多遥远时代的生命;但那一刻,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第一条鱼

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很难看出张弥曼是一个院士。她永远要自己拎包,自己搬石头,她会不计成本地去做一些外人看来很小的事情。很多项目从头至尾都只有她一个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直到现在,很多标本都还是她亲自修复的,这花费很多时间,但她不放心交给别人。同步辐射扫描标本的过程是要熬通宵的,每隔20分钟要去重启一次机器,很多人会找助理帮忙,但张弥曼始终坚持自己做。那一年,她已经70岁了。

张弥曼的学科解锁的都是遥远的历史,没有人亲历过现场,人们只能从偶然锁在石头里的痕迹推测当时的状况,所以,一切判断都要特别小心——你可能是几亿年来,第一个认识这种生物的人,但你也可能成了几亿年来,第一个毁了它的人。

用最小心的推测来看,地球数十亿年演进中,鱼类可能开启了关键的一幕:脊椎动物诞生后的近1亿年时间里,它们都只能生活在水里。直到3.7亿年前,一群勇敢的鱼终于决定离开熟悉的海洋,爬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它们从此改名为四足动物,而其中一个遥远分支就成为了正在阅读这段话的人类。

神奇的是,这是有证据的。1938年,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条很奇怪的鱼。它个头特别大,身长跟人差不多,鱼鳍里面长了肉和骨骼,就像是四足动物的四肢。在水中,它的游泳姿势也不像平常的鱼类,而更像四足动物划动四肢在水里行走。它叫做拉蒂迈鱼,是一种最早生活在4.1亿年前的空棘鱼类,古生物学家一直认为它早已和恐龙一起在7000万年前灭绝了,但这类鱼藏在几百米下近乎平静的深海,躲过了自然选择的鞭策,成了今天人们回顾过往的“活化石”。

在古生物学家的眼中,人类就是改版后的鱼。直到现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来自遥远祖先的痕迹——我们从鱼类祖先继承了绵长曲折的喉部神经路径,胎儿出生之前还有过鳃裂消失的阶段,背部和腕关节的主要骨骼都是从水生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走路久了可能背疼,长时间打字手腕酸痛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的鱼类祖先平常可不干这些事情。

那么,第一条鱼如何爬上陆地?离开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鱼类登陆后发生了什么?它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撑自己的身体、如何活下来?从它们身上反推,当时陆地是什么样子的?它在演化中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些是张弥曼和她的古鱼类学同行们所感兴趣的终极命题。将所有古生物学家对遥远过去的认识一点点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绵延至今分支复杂的生命演化树。越靠近演化树根基,越接近人类起源的根本命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了给这些命题一个尽可能准确的答案,张弥曼付出了毕生的时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能够拼尽全力的时候,她从没吝啬过一丝力气。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搞明白在浙江发现的中生代鱼化石的归属细节,她一到周末就带着化石去挨个拜访当时出名的鱼类专家,向他们求教。

她最为出名的研究是伍氏献文鱼,这种鱼的特点是骨骼异常粗大,比人类手指还粗,几乎没多少空间长肉,这样的鱼非常少见。参与这项研究的吴飞翔说,“这么特别的鱼其实故事早就可以讲了,有完整标本,形态解剖也很详细,但张老师除了传统观察方法,还特意把标本带到国外做CT,把它整个科学信息掌握到了极致,做到很完美的程度,她才去做讨论。在解释这个粗骨头鱼的时候,她找到了地中海地区类似的化石,找到了一例类似的证据,但她还是觉得不保险,还去找反向证据,跟很多非古生物学的专家探讨,这个粗骨头到底是病理还是自然的形态。直到把它掌握到十足的状态了,她才愿意发表。”

严谨的科学态度或许算得上一个家庭传统。张弥曼的父亲张宗汉是中国生理学先驱,曾凭庚子赔款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参与筹建了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也最早向国内引入巴甫洛夫的理论。在讲解神经系统时,哪怕是抗战流亡期间,他也会亲自下溪捞鱼做实验材料,绝不凑合。

苗德岁回忆说,当时所里负责《古脊椎动物学报》的老先生,常常拿着张弥曼的投稿感慨。那时候论文全靠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在方格稿纸里。论文动辄上万字,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会有些许修改,只有张弥曼的稿子,哪怕交来的只是底稿,也从头到尾工工整整,从没有过一个字的改动,哪怕这一页最后一行有一个错字,她都会把这一页从头再抄一遍。

张弥曼的学生说,在她身上,既有文气,又有匪气。她很谦逊,是大家闺秀,可是胆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自然》杂志对她的特写里面,同行转述了一则1950年代的往事,那时候她作为学生代表,带队去哈萨克斯坦危险区域考察,当时旅馆拒绝接待这些中国人,她当时拍着桌子,毫不退缩地跟前台理论,要求入住,并反复大声说着:“我能付钱!我有钱!”最后,她得到了应得的房间。

上大学的时候,这门学科被视作“祖国的眼睛”,她被选派留苏,通过鱼类化石去判断地层,为国找油找矿。可等学成回国,这个学科已经在政治风波中成了“祖国的花瓶”。

苗德岁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古脊椎所的研究生,当时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给他们开欢迎座谈会。吴先生一针刺破了所有人理想里的泡沫:“这不是一个热闹的学科,我们是小众的纯学术研究,很多时候很冷清,所以你要做这门学问,就得能够耐得住寂寞。好的时候人家把你当一门学问,不好的时候,也要自己能安静地坐得住,坚持做下去才行。”

这成为了考验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核心命题——一个活在光圈之外的科学家的乐趣是什么?

事实证明,最迷人的还是那些原始命题,第一条鱼的故事。“这门学科带来的最大乐趣,无非就是由不知到知。”与张弥曼一同留苏的古动物学家邱占祥说。“科学是个非常大的东西。一种生物,我这一代人原来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一点点去知道,这对我来说就很足够了。你知道的每一点,都可能是将来别人继续知道的基础,就这样一点点滚雪球,这就是科学的前进。”

就这样,古生物学家还在一次次奔赴野外,用地质锤敲击着大地,寻找锁在石头里的鱼。努力也好,运气也好,大家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去推进一点科学的前进,解锁演化树最接近树根的关键节点—第一条从海洋爬上陆地的鱼,到底是谁?

反对

机会来了。1980年,46岁的张弥曼再次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那时候,瑞典学派还处于极盛状态,这里被称为“动物学家的麦加”。她的老师正是瑞典学派最主要的三位代表人物、早期脊椎动物研究的绝对权威。

特别是导师雅尔维克(Jarvik),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连续磨片及蜡质模型方法,对真掌鳍鱼的完整化石进行了长达25年的精心研究,使其被学界称为“史上被了解最详细的化石脊椎动物”。也正是因为雅尔维克所发表的专著,“四足动物起源于总鳍鱼类”这一论点成了教科书上的公认观点。他认为,3.5亿年前,总鳍鱼类是陆地上最高等的动物,它们长着内鼻孔,可以不用鳃就直接呼吸空气,这是鱼类从海洋登陆的一大先决条件,所以,很可能就是这种鱼第一个从水中爬上陆地,从两栖类、爬行类一路进化到哺乳类,一直到人类。

不过,当时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认为瑞典学派推导出的结论只是推测,却几乎被当作既定事实,这反过来会严重影响人类对祖先类群结构的认识。

张弥曼带去了从云南发现的先驱杨氏鱼的化石,这是距今4.1亿年前的中国总鳍鱼类,她想用连续磨片法进行研究。雅尔维克全力帮助了她,把反驳自己的文章拿给她看,他希望能够借助张弥曼所带来的新的化石材料,佐证自己的假说。

她开始一场异常艰辛的大工程。连续磨片法要一次磨掉化石的50微米,那只有一毫米的20分之一,给磨出来的断面拍照后,放大投影,精细地画出这一断面所呈现的骨骼结构,然后把蜂蜡制成的薄片按照断面结构进行细致的切割,如是往复,直到把整个化石结构全部磨完,再将所有蜡片按顺序叠摞一起,构成化石的完整结构,从原理上说,这和现代的3D打印完全一致。

这是在现代CT技术出现之前,研究化石内部结构的最精确办法。但它耗时耗力,对细微之处要求极高,当时世界上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并完成。那时候,张弥曼经常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因为哪怕只是画一张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就得花上10个小时。为了看清楚标本,她还需要在化石表面涂抹有毒的二甲苯,这会熏得人头晕眼花。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在两年时间内将2.8厘米大小的杨氏鱼头颅磨出了540多张断面磨片,制作出了20倍的放大模型。

但是,眼前却是意外的结果。按照导师的假说,杨氏鱼应该可以看到内鼻孔,这是在陆地生活呼吸空气的先决条件。“我当时很吃惊。我一边磨,一边感觉很奇怪,我发现它应该出来的东西没出来。”张弥曼说,“起初都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骨鳞鱼类(注:总鳍鱼类中的一类,真掌鳍鱼即属于骨鳞鱼类),有一个内鼻孔一个外鼻孔,我在1966年开会的时候写摘要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它并没有。”

自己的学生要反对自己,导师对此很不满意,他不断跟张弥曼抱怨,“够了,你已经做了够多了,你不要再做了。”他告诉张弥曼,这是条“魔鬼一样的鱼(Damned fish)”!

反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她所挑战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敬畏的绝对权威。张弥曼说,当时自己很苦恼,也很犹豫。“我的朋友里头,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坚持,有些人就在那儿看,看我会怎么办。”当时有个一起工作的研究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同意我的意见;雅尔维克在场的时候,他就反对我的意见。”身在异乡的她只能写信给父亲,坦陈自己的困境,“我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同为学者的父亲鼓励了她,教她去寻找事实。张弥曼仔细对照了导师所用作依据的标本,和英美古鱼类学家修复的相关标本,发现了细微处的显著不同——雅尔维克描述的标本中,内鼻孔所在部分保存都不完整,这说明导师那份教科书级别结论“只是一种想象,而不是事实”。

“雅尔维克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帮过我无数的忙。瑞典的每一个节日,他都请我到家去,他总是拿车带我去,在他们家吃完饭,再把我送回博物馆,他知道我要继续工作,每一次都这样。我觉得他对我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个阶段,我没有办法同意他的意见。”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弥曼告诉《人物》,“我非常尊重雅尔维克,他的书我直到现在还在参考,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好,我看见了嘛,将来别人也会看见的,这就是事实嘛。”

1982年331日,张弥曼博士论文答辩。这一天来旁听的人比平时都要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古鱼类学家带着自己的标本,从其他国家赶去斯德哥尔摩,去见张弥曼。

她的论文题目叫做《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在论文中,她明确提出,540多张连续磨片的结果显示,杨氏鱼没有内鼻孔。美国著名的鱼类学家罗森在写给张弥曼的信中说,“这一发现动摇了传统理论”。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地质系让维也(Philippe Janvier)博士在答辩会上说,“她提出的问题,几十年内都要被各种文章和教科书引用。”

这是古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对。鱼类登陆呼吸需要内鼻孔,但属于总鳍鱼类的杨氏鱼没有发现内鼻孔,这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判定,改变了此后的教科书。张弥曼赢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也为中国科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30多年后,年轻的古生物学家朱敏和卢静接手了张弥曼当年的研究。现在可以依靠CT扫描和同步辐射等新技术,在较短时间内精确复原古鱼化石的脑颅。为了对照研究,卢静用CT扫描了杨氏鱼化石,计算机重建出的结果和张弥曼30多年前手工做出来的模型对比,令人惊愕的是,哪怕是最精细的地方,差别都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张弥曼所做的连续磨片,清晰细腻地复原出杨氏鱼脑颅、脑腔、脑腔血管甚至神经通道的极其微小的细节,这是连目前最先进的CT方法和数字还原也无法获得的准确信息,是再精密的机器也无法实现的极致还原。哪怕已经过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为什么连绝对权威也不得不服气。

最近去瑞典,卢静借来了当时瑞典学派的蜡片。第一次看到那些上世纪的磨片模型时,她感到了巨大的冲击,虽然那是原始又辛苦的方法,但因为人的投入,只有2.8厘米的小小化石,每一个科学细节都舒展到了极致的状态,“很景仰,也很激动,它所展现出的科学,有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是一种令人窒息、也令人敬畏的战栗感。”

  科学的伙伴

  讲起这段科学史上著名的反对时,张弥曼一个人坐在她的显微镜前。时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科学上的伙伴,在杨氏鱼论文期间最支持她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患脑癌离世,还有曾跟她畅谈鱼的另一位瑞典泰斗史天秀,他在人生的最后生了病,像是忘记了曾经所有见证过的化石故事,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们再没有聊起过鱼。

房间里唯一见证过那段过往的老朋友,只剩标本盒里另一份杨氏鱼的脑颅化石。父亲去世前,最清楚的回忆仍是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尽管不愉快,导师雅尔维克还在世时,偶尔会在圣诞节给她寄来贺卡。

她说这件事给她的最大感触是,在科学上,如果学生赞同我,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他反对了我,我也可以很高兴,“毕竟,我们又进了一步,是我们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又进了一步。”

数十年里,她影响了许多“人类又进一步”的发现。在研究古生代鱼类有所突破后,她又对中国中生代鱼类、青藏高原新生代鱼化石展开研究。在她的推动下,以30多岁年轻人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使中国成为国际古生物研究的焦点。

2005年秋天,北美古脊椎动物学年会组织了一整个上午的“荣誉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的最顶尖古脊椎动物学家、各个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最知名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们齐聚一堂,这一场研讨会上每一份论文报告都是献给张弥曼的,科学家用这种方式向张弥曼致敬,表彰她的学术贡献。迄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这类国际学术会议上获此殊荣。

在研讨会上,曾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费城科学院院长的汤姆森教授赞叹:“40年前,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女学者张弥曼,将云南泥盆纪鱼化石标本带到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给传统的四足类起源理论闹了个底朝天”!西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江朗教授说:“我今年原未打算来开年会的,会太多了,要做的事更多。但一听说有弥曼的荣誉学术研讨会,我无论如何也得来——她对我们太重要了!

与张弥曼同在瑞典工作过的舒尔茨教授,当时刚从德国柏林洪堡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位置上退休卸任,他用“礼赞百折不挠的英才”(Ode to an Unbreakable Spirit)为题,分享了他眼中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经历。

瑞典学派以苦干在世界闻名,清洁工早上打扫的时候,常常在实验室发现彻夜未归的研究者。但即便在这里,张弥曼也是出了名的“不睡觉的中国女人”。博物馆午夜巡逻人带着的两只相貌凶恶的大狗,起初还会从楼下一路叫,后来看她夜夜都在,熟悉起来,不但变得安静,还很友好。有时候,张弥曼桌上还会出现人们悄悄留下的代表敬意的鲜花。

“她外表贤淑恬静、说话轻声慢语,可做起事来干脆果断,骨子里坚韧不拔,委实令人钦佩不已。”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包尔特教授会后这样评价。

这样的场景让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科学记者雷克斯·戴尔顿都感到惊讶,“类似的场面,我在各个学科的国际会议上见过不少,可像张弥曼院士今天这样能受到那么多同行如此高度尊敬和景仰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毕竟『同行相轻』不乏其例,真是不可思议。”

那次的研讨会就像是一场热闹的朋友聚会,直到报告全讲完,这些科学伙伴们还聚在一起聊了很久。张弥曼还收到了来自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同事带来的很多礼物,在那个“著名的反对”发生的地方,瑞典同事告诉她,“过去40年来,我们从来都把弥曼视为我们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并以此为荣,希望今后的40年里,弥曼还能常回家里来……”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雅尔维克寄给她的最后一封贺卡,那上面写的是在瑞典过圣诞节时所有人都会一起唱的一首歌,歌颂的是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的使者露西亚。时隔多年,雅尔维克寄给反对自己的学生的一段话,恰恰正是这首颂歌:“夜幕降临,笼罩庭院和屋宅;在没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四处阴沉暗淡;她走进了我们黑暗的家园,带来了点燃的蜡烛,圣露西亚,圣露西亚。”

  21世纪的古生物学家

  张弥曼过7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朱敏将一种新的鱼献给自己的导师。他给它取名为“晨晓弥曼鱼”。他说,这条鱼很像是他的这位老师。它是最原始的辐鳍鱼,在演化中地位很重要,位于进化树的关键分叉点上,影响了后来无数鱼。

“对科学家而言,如果你的发现和观察,能够给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留下一笔,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这辈子没白过。比如张老师做的杨氏鱼,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上留下一笔,这就是她的成就所在。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重要发现,但她会留在那个关键的节点上。”朱敏说。

事实上,张弥曼所带来的关键节点不止一个。1980年代,她任古脊椎所所长。苗德岁说,这是一个敢做敢当的领导。那时她促成的中加联合恐龙考察,是当时国内罕见的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那么大一个deal,她一个人就拍板决定了。当时由于加方支持科考的基金会领导在华行程很满,把张先生抓上私人飞机,项目就在飞机上谈成的。限于当年的通讯条件,她既没法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时间层层打报告上去申请,当场就同意了。”如果层层上报,恐怕未必能顺利获准,但她清楚这对科学本身的意义,她就敢抓住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科考发现了大量恐龙珍品标本,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极大促进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

她最近在研究鲤科鱼,特别是草鱼长在咽喉的小牙齿。研究这些小牙齿很难有轰动的成果,几乎没可能上《自然》,但是这些不到3毫米的小牙齿,让她有无数好奇:草鱼喜欢水草丰沃的地方,但为什么会在内蒙古、甘肃这些地方找到草鱼化石?辽河流域能找到草鱼化石,却找不到现生的草鱼,这里发生了什么?仔细看小牙齿的咀嚼面,更久之前的草鱼牙上长了小钩子,那是吃虫子的鱼才有的牙齿特征,也就是说,这种吃草的鱼曾经可能并不吃素,那么,它们本身又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样?

“科学很多时候都是从很小的东西里头做起的,人们觉得非常小、没意思的事情里头,做得多了,说不定就有好的大发现。可要是没人提出看法来,将来永远没人来解决嘛。”张弥曼这样说。

“张老师很纯粹,做一些自己很开心的事,但很多事情在现在的语境下是不好谈的。如果让一个年轻人去这么做事,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头,以后怕是连饭都吃不上的。他的确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很难发文章。”朱敏说。“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一个科学家怎么保持住你的纯真,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因为,活在2018年的古生物学家,面对的是另一种挑战。在古生代鱼类研究上,朱敏的研究组是世界级的明星团队,所做研究成果屡次刷新人类对进化的认知,但即便他也会被现实击溃。

张弥曼在上世纪发掘杨氏鱼的化石点,徐霞客游历山川时就去过,民国最出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去过,这个地质学上留下无数记载的西南小城,如今却快要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吞没了。站在那个密布着4亿年前古鱼化石的小山头,不到500米外马路对面就是新建的工业园,新盖的工厂和农民的回迁房。有次去考察,他发现化石点前面堆满了生活垃圾,附近的人把这儿当作垃圾场了。朱敏急了,这可是上了《科学》杂志的世界知名化石点,“在我这一代弄掉,那是不行的。以后有一天人类寻远祖,寻来寻去发现是这个样,这怎么行?”

最近几年,他花了更大的功夫去给地方政府作报告,写了好多PPT,跟他们科普“化石是什么”,劝说他们不要在这里盖工业园,而应该去申请世界级自然遗产地,最后每次都用最大号的粗体字写着“科技……是可以带来GDP的”。他本来只是想打动主要负责领导的,但往往听完报告,第一个激动地跑来找他要名片的都是当地招商局的人,他们看上了PPT里说的“文化遗产提振房价”,拉着这位古生物学家,邀请他去招商大会“再聊聊,再聊聊”。

没多少人能真正明白,古生物学的乐趣和意义是什么。在“张弥曼获得联合国杰出女科学家大奖”的新闻刷屏之前,古生物学这个关键词的相关新闻是: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应届毕业生照合影,只有一个人。

和科学上解决一个问题相比,朱敏说这样的问题逻辑上简单得多,只是不容易纠正。他也只能用一些不得已的办法。2018年夏天,朱敏邀请张弥曼重回30年前的杨氏鱼化石点,为了避免老人看了伤心,在她去之前,朱敏特意提前在化石点旁边树了几块告示牌——“禁止倾倒垃圾”。

活在2018年的张弥曼,也不得不就着环境去做一些适应。2018年夏天,从不接受任何挂职头衔的她,答应担任化石点附近一所学校的荣誉主任,借助今年的热闹带来的一点影响,保护一段4亿年前的历史。她还不想停下来,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尚能西”,因为她喜欢这个古老的寓意,“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

  吵吵闹闹的2018年终于要结束了。电视台邀请她去上节目,讲讲去法国拿联合国大奖的事。现场有人提问,给您这么大的奖,为什么您下台的时候没拿奖杯呀?老太太答,因为我老了啊,老了爱忘事,所以就忘了拿啊。编导把这段掐了没录,让人又问她一遍,给您这么大的奖,最后为什么没拿呀?您好好想想。

结果直到结束,这段也没播成。这位老人不愿意说别的答案。“他们想让我说,我没拿是因为淡泊名利。”坐在众人散去的房间里,张弥曼说起来还是有点不服气。82岁了,她还是那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女人,原则从没变过。“我没说。我的确是老了所以忘了。我说的是事实。”

见证过鱼类数亿年的生命变迁,时间也逐渐在自己身上有了更清晰的感知。她更容易感觉到累,明亮的闪光灯会刺得眼睛疼,就算只是坐在房间里,也会常常犯心房颤动,心脏突然停一拍。青藏高原的化石点去不了了,她每个星期都得去医生那里报到,做心脏定期检查。终于,衰老是她不得不面对的新事实,再也无法事事亲为了。现在她会请同事帮忙提装满书的背包,但也会小声地跟他们道歉:“这个我拿不动了……只能让你们拿啦……对不起……”

来采访拍摄的人们挤在她的小房间里,她反复跟人推辞,“这些照片你们用也没关系,不用也没关系,我并不值得上封面的。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值得学习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只是在做一点点最微不足道的事情。”

送走了陆续而来的访客后,她想回到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世界”里面去了。草鱼的咽喉齿每颗只有不到3毫米,张弥曼把它们一颗一颗分门类收纳在透明的小盒子里,整齐地排列在她的显微镜旁边。

“做科学,你做一辈子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很欣赏这个过程。”她很喜欢鱼类学家朱元鼎的故事,他研究鲤科鱼的专著是1931年发表的,可即便过去这么久,现在人们要看这个领域,还是要看这本1931年的书,“这就是他给人类做的贡献”。“科学给人类做的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垫脚石的工作,真的很显眼的工作很少。”

她深知再大的热闹迟早都是要散去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不变——夜晚是终将到来的。“我相信从演化的角度看,人类这个种最后也会灭绝的,我们也只能在世界上活一生,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们作为个体,也只不过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我的时间比你们少得多了,也许明天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事情都尽量地enjoy。”张弥曼告诉《人物》,“我觉得你活过了,努过力了,enjoy过所有你的事情,失败过,小小地成功过,就很好了,这样就行了。至于别人承不承认,感没感觉到,不重要,因为被人发现是各种特殊原因凑成的,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开心就很好。”

还差几个月,张弥曼就要迎来83岁的生日了。她在等待这一年的热闹过去,就像等待窗台上还未成熟的柿子,还在不断变化的草鱼小牙齿,和其他藏在石头里的地球秘密。在给学生的赠书上,她题上了这样的话:“自由比权利重要,知识比金钱永恒,平凡比盛名可贵,执着比聪明难得。共勉。弥曼。”

夜晚到来的时候,再度回到了安静,房间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不过,等化石里的秘密复活,热闹又会回来的,就像她的学生朱敏所记下的那样,“深夜,在显微镜下静静地观察云南的古鱼化石,四亿年的时空穿梭,肉鳍鱼在中国南方古海洋中畅游,同样闪耀着逼人的美丽蓝光,但不是在深海避难所中,而是在滨海,在海湾,因为它们是当时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古生物学家毕其一生追寻的就是这项遥望过去的迷人事业,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乐趣,那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文:李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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